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虽然频繁，史学发展却未中断。这半个世纪的史学发展有三个较显著的特点，一是无论时局怎么动荡，各个政权如何短暂，唐史的修撰却层出不穷；二是唐代确立的史馆修史制度，五代政权基本上继承了下来，后唐、后周还有所发展；三是私人修史，不管是关于唐朝的，还是关于当时的，大都出自偏霸的十国政权。
    一
    集众官修或奉诏纂修的唐史，这一时期应该说至少有两部，一部出自中原的后晋，即今之《旧唐书》；一部出自偏霸的南唐，即尉迟偓的《中朝故事》。
    《中朝故事》卷首旧题“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骁骑赐紫金鱼袋臣尉迟偓奉旨进纂”，表明是尉迟偓在南唐为史官时，奉命而纂。南唐自以出唐太宗之后，承继唐统，故称前代唐朝为中朝。有的论著根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伪唐尉迟偓撰”，误“伪唐”为后唐。应当更正过来，是南唐，而非后唐。《中朝故事》二卷，记唐宣宗、懿宗、昭宗、哀帝四朝旧闻。上卷多为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怪之事①。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既指陈其“鄙妄无稽”之处，又征引其可取之史事，如唐僖宗乾符元年叙王凝与崔彦昭为深仇一事，一方面全录此经过，另方面又表示除去关于“彦昭代凝判盐铁”外，“其余则取之”。
    《旧唐书》的修撰，集中体现了五代官修前代唐史的成就。从筹集史料，到全书撰定，前后经梁、唐、晋三代，约历25年，是五代前半段最重要的史学活动。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诏修唐史之前，主要是筹集史料，可为一个阶段。 天福六年至开运二年（945），主要是进行纂修，又为一个阶段。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史馆奏请“记得前朝会昌以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②，这是五代筹集唐代史料的开始。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在后蜀孟知祥处得唐高祖至代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余卷。长兴二年（931）， 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棁上言请特命购求唐宣宗以下数朝野史，以备编修。三年五月、十一月，史馆仍以唐宣宗以下四帝实录“尚未修纂”，“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两次奏请购募，并明确提出“须谋纂集”和“庶成纂集之功”的建议，准备从事纂修③。经过后梁、后唐两代10多年史馆的努力，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诏修唐史时，搜得的唐代史料如贾纬所奏：“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④。此外，裴庭裕采唐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沙仲穆有《太和野史》十卷，起唐文宗，尽唐昭宗即位。编年体唐史，大致有韦述、柳芳等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的《续唐历》、陈岳的《唐统纪》等。总起来看，所缺仍然是唐武宗以下六朝的基本史料。所以，正式纂修开始，首先还是史料问题。这时，尽管贾纬又奏其《唐朝补遗录》六十五卷，以备“史官条述”，但监修宰臣赵莹仍不得再次奏请搜求唐武宗至昭宗60年内的传记、日历、制敕册书。同时，与史馆修撰、判馆事张昭远（后汉时讳改张昭，至卒不变）制定出修史总体规划：“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为保证按预定体例筹集和整齐史料，还规定了具体做法：司天台“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以凭纂序《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各有关机构“备录”、“条列”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⑤。赵莹从筹集史料、组织人力到制定规划、确定体例，对《旧唐书》的修撰做出重要贡献。虽然两年后出任外官，先由桑维翰为监修，末为刘昫监修并完成上奏，但史传仍称赵莹对该书“首有力焉”。然而，唐宣宗以下，纂修者们亦自多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搛然⑥！”
    赵莹关于“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⑦的撰述原则，决定了《旧唐书》的取材、编排结构和思想内容，多不同于其它官修纪传体“正史”。
    “纂修须按于旧章”，使《旧唐书》取材主要依据唐代实录和国史，因而书中残存唐代史官姓名、史官语气处颇多。五代去唐未远，史料虽然不足。但原有文献尚存。当时条件下可能搜寻到的史料，纂修《旧唐书》时大体具备。书成第二年，即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6），契丹大举南下，攻取开封及河南诸州，大肆抢掠， 后晋政权随之而亡。幸得《旧唐书》纂修己成，保存了关系唐代的基本史料。由于它详录国史原文，少有改动，就保存原始素材而言，在廿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修史素材的前密后疏，造成《旧唐书》编纂的前密后疏，但这恰恰就是唐代史学发展的真实！唐初，特别是太宗贞观（627～649）前期，十分注重以隋为鉴，不断探寻历史经验教训，大大推进了鉴戒史学的发展。中唐前后，史学功用发生变化，一是着眼于现实，从社会本身入手，注意典章制度所体现的体制，主张“经世”“致用；一是从伦理纲常出发，侧重褒贬，强调“治心以治世”，讲究作史义例。由于后一种主张对史学的影响日趋扩大，真正热心史学的人就渐渐减少，以致穆宗长庆三年（823）谏议大夫殷侑发出这样的感叹：“比来史学都废，至有身处班列， 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⑧。文宗以后，不仅实录亡佚，史学本身也渐趋没落。《旧唐书》本纪中宣、懿、僖三纪，既繁琐，又疏漏，其余大体繁简较当、叙事条理，且能从取鉴角度总结历史。至于昭、哀二纪，虽“敷衍成帙”，却因“纂修者偶尔访求而得其详，惟恐泯没，故遂不惮多载之”⑨，又当别论。十志中，最能表明唐代史学演进的是《食货志》。赵莹与张昭远最初规划“十志以书刑政”，只谈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九志，唯独没有食货。今本的《旧唐书》实有十一志，比原来设想多舆服、食货二志。《舆服志》可以说是从《礼志》中分离出来的，而《食货志》的纂修则只能从唐代注重“食货”的思想中去寻找原因了。唐初官修《隋书》《晋书》，其中的《食货志》都包括几个朝代，注意沿革。中唐前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促成注重经济、力行理财的思想，并影响到史学。杜佑纂修《通典》，即以“食货为先”。柳芳有《食货论》，强调“先王牧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兴利也；俭则散之，以除害也”⑩。他的《唐历》也被认为“不立褒贬义例，而叙制度为详”（11）。沈既济与杜佑同时，不仅同杨炎关系密切，而且又有与杜佑相近的见解。他所撰《建中实录》虽无志，但因上述因素，对德宗建中（780～783）年间杨炎的经济改革必有详载。这一切，为纂修《旧唐书·食货志》，既造成有利背景，又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最初没有规划，但一经纂修，仍可顺利完成。官修纪传史有《食货志》，并成为制度，应当说自《旧唐书》始。在结构方面，它弥补了《隋书·食货志》序文与正文未发生有机联系的缺陷，开始在序文中说明全志的主要内容和项目，为其后各官修纪传史《食货志》所仿效。列传中，记述了大量同外国的友好往来。反映着与外国的和战交织的关系，勾划出唐代对外关系的概貌。五代政权更替虽然频繁，但都有一个与契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后晋又依赖于契丹政权，自然注意民族问题。修史底本与后晋政治需要二者结合，使《旧唐书》记述有关各族关系的内容，超过以往各纪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