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几点基本体现的是《旧唐书》“纂修须按于旧章”的话，那么公开承认，甚至姑息某些藩镇，强调“一心可事百君”，则是反映其“褒贬或从于新意”的主要方面。五代的形势，是由唐后期藩镇割据发展而来。后晋高祖石敬塘也是藩镇起家，并引契丹贵族为助，夺得帝位。因此，书中明显地被灌输进了这样的思想，“治乱势也，势乱不能卒治”（12），主张对藩镇“宽缓”，强调“以和为贵”（12）。在编排上，不以藩镇的类传，而是将其与文武臣僚并列传。另一方面，后晋屈膝于契丹，赵莹、桑维翰、刘昫、张昭远、贾纬、赵熙等，都是数朝为官，甚至作过契丹官，因而对“忠义”、“叛逆”的褒贬，便赋予了新的解释，或为之回护。书中虽然也立了《忠义传》，但并不突出效忠一国一君的“忠义”，而是强调像屈突通那样“尽忠于隋而功于唐，事两国而名愈彰者”，并解释说：“若立纯诚，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14）。对于安禄山、朱泚等举兵叛唐者，虽然置于全书之末，却不当作类传而冠以“叛臣”、“逆臣”等名。此类现象在五代屡见不鲜，当权者多有类似经历，故不能不为之讳。曾公亮指责《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15），在很大程度上就针对其“褒贬或从于新意”而言的。因此，《新唐书》把《忠义传》排在类传之首，强调“终始一操”。同时，增立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把安禄山、朱泚等编入《逆臣传》。对于藩镇之害，也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态度，专立《藩镇传》，列于宦官、酷吏等类传之后，尽情披露其酿成的祸害。
    总的说来。《旧唐书》除了体现修史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思想外，还大量反映其前代的历史认识，不像《新唐书》等史主要贯彻修史者当时的历史观点，这是《旧唐书》与众多官修纪传史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
    二
    五代政权下的史馆制度，不仅沿袭了唐制，而且在组织机构、史料搜集和实录编纂等方面，又都不断有所发展，有些甚至影响及于宋代。
    后梁政权建立的第二年（908）夏，薛贻矩即拜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16）。这是五代政权中最早的一位监修国史的宰相。在敬翔为监修期间，即梁末帝贞明二年（916）至六年（920），史官李琪等奉诏纂修《太祖实录》三十卷。由于“叙事非工，事多漏略，”“复诏宰臣敬翔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编遗》，与实录偕行”（17），这是五代时期官修实录之始。史馆搜集史料，从梁末帝龙德二年（921）史馆的一段“上言”中可以看出，一为本朝史料，即内外百官、 帝戚勋家“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行；一为前代史料，即前朝会昌以后官私史事（18）。后梁并非因战乱而无暇顾修史或史馆遭战火不复存在，而是基本上沿袭了唐代馆修史的制度。以下四代，都有宰相监修国史，也都有史馆及史官——判馆事、史馆撰修、直史馆等，实录的纂修接续不断。
    唐代宰相监修国史，先是监修在位皇帝实录和本朝纪传史，后来主要是监修实录，偶尔也有监修编年史的。五代宰相监修国史，则基本是监修在位皇帝实录。监修的职责是“通判”史馆修撰之事，判馆事，在唐代只知以史馆修撰中官高的一人充任，职掌不详。五代后唐判馆事的职责，《五代会要·修史官》条下有较明确的记载：“修撰一员，充判馆事。自除修撰外，应馆中著述及诸色公事，都专主”。张昭远自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至后晋高祖天福末（947），始终为史馆判馆事。史馆修撰，大致与唐制同。直史馆，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七月之前， 以本官直者皆为畿县尉，这是沿袭唐德宗以后的制度。长兴四年七月，监修宰臣李愚奏以著作佐郎尹拙为左拾遗、直史馆，王慎徽为右拾遗、直史馆，谏官复兼史职，恢复了唐德宗之前的旧制。
    后唐史馆对史官规定有奖惩制度，这是唐代史馆中所不曾有过的。后唐明宗时，针对史馆中“怠惰者自因循度日，只藉馆中扬历，以资身趋进”或者“别除官，或因出使，便将自己分合撰史籍送付后人”等现象，于长兴四年规定：史馆任职以二周年为限，逐季分配纂修任务；在馆期间其本官有递迁，不影响其序进，但必须终其史馆任职，不许未终职限特更除官；职限虽满，公事未了，不计几月，不别予官；旷职甚者，量事殿罚（19）。由于有这一规定的保证，后唐修史成就在五代中自然居显著地位了。
    史馆的史料搜集和积累，大体上承继了唐代关于起居注、时政记，关于诸司应送史馆事条，以及征集和整理历史文献等几方面的做法。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 ）己有枢密直学士抄录不经由中书省的内廷公事及诏安奏对，月终送史馆的制度。长兴二年（931）史馆又奏请施行“时政记、起居注，并内廷逐日合书日历”（20）。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监修宰相赵莹多次奏请依后唐明宗制， 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编录时政记，季终送史馆，以备编修日历。后汉时“此事皆废”。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监修宰相李谷又奏请命枢密直学士于枢密使处逐月抄录事件，送付史馆，以备纂修日历（21）。《通志·艺文略三》著录有《周恭帝日历》三卷，《宋史·艺文志二》著录有《显德日历》一卷，表明后周日历详备。从《五代会要·起居郎起居舍人》条记载看，后唐己设起居院，为起居郎、起居舍人办公之所，负责抄录朝廷制敕，以送史馆；后周时，也有起居院。日历的编修虽起于中唐之后，但把日历作为修史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却始自后唐、后周。设起居院大约也始于后唐。这两项对宋代进一步完善修史制度，是有影响的。中唐前后建立的诸司应送史馆事条这一史料积累制度，后史时也更趋完善。《唐会要》卷六三记录的唐代这一事条，共16方面。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在唐代16方面的基础上，规定“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的内容，扩大为18个方面。时政记、起居注两项，被明确列为应送史馆的文献，而且居首位，表明起居注、时政记的撰比唐代更加制度化。中书、门下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及百官上封章奏等文献，列居送馆者第三位，这是中唐以后奏议被作为历史资料日受重视的反映。到了宋代，奏议逐渐成为史部的一个分支。征集和整理历史文献，在唐代主要由秘书监组织实施。太宗贞观初、玄宗开元间两次大规模的搜求、整理图籍，都是如此。五代后唐，则把征集、搜求古籍纳为史馆工作。明宗同光二年（924 ）以“史馆司四库书”，因唐末古籍散佚，奏请许人进纳，并据所进书的数量、质量，分别授官或奖赏。闵帝应顺元年（934）又敕“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后周时， “史馆司四库书”，不仅征集、搜求，而且要进行整理。世宗显德二年（955 ）十二月诏史馆所少书籍，宜令诸处求访、补填，所得之本，“据见在书，各求真本校勘，刊正舛误，仍于逐卷后署校勘官姓名。”并令“馆司逐月具功课，申中书门下”，进行考核（22）。这一规定的施行，正是后周史馆对唐宋之交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