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时代氛围，容易使人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感受到社会历史及与之相应的各门科学的急剧发展和演变，产生出总结过往历史以利于认识当前发展趋势的要求。就西方史学而言，在上个世纪之交，居史坛主导地位的兰克式史学模式开始受到批判和挑战。直到20世纪中叶，试图建立“社会科学历史学”的新模式才缓慢赢得支配地位。一般地说，这种新趋势“是用分析式的历史学来取代叙事式的历史学”①。这种“新史学”在本世纪60至7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但自70年代末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史学家把这一变化称为“叙事的复兴”，它表现在研究对象、内容和表达形式等方面。本文拟就叙事与史学传统，“新史学”的成就与缺陷，“新叙事史”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新史学”的关系，西方史学发展中这次路标转换的背景及对我们的启迪等几个问题，论述一点看法。
    一、叙事：传统历史撰述的基本形式
    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可以概括地归结为对西方史学传统的挑战、批判和在新的社会历史景观下对传统遗产的继承、扬弃这两个方面。因此，只有把西方的史学传统作为参照系，才能了解本世纪史学发展的特征。正如G ·伊格尔斯所指出的：“从古希腊直到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和撰写历史的方法中有一种高度的连续性。……19世纪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并没有破坏这一传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它。”这种史学“描写的方式是叙事，历史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受到修辞标准的限制”②。
    可见，叙事是传统历史撰述的基本形式。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创建了最早的故事型叙事史，并初步奠定了撰写这类史学著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依据：历史不只是一些孤立的事实的排列，透过其表面上的混乱，必然有一种统一性和连贯性存在；历史学家的职责就在于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将其联结起来。叙事史的优点并不仅仅限于讲述发生的事实，还要“注意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发现人们的动机、说明过程的原委”③。其他古典时代的历史家的著作也都是叙事史。大致说来，这种古老的叙事史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希腊、罗马的史学非常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这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波里比阿把历史当作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老加图深信历史的目的是劝善惩恶，灌输爱国思想；李维主张通过历史培养公德、提倡爱国情操；塔西佗更是强调历史之目的在于进行道德教育。
    其次，希腊、罗马史学追求方法上的正确与严谨，重视第一手资料。尽管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仍然记载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荒诞不经的事，但是，力求真实的精神使他从一个轻信传说的“纪事家”发展成为一个严肃治学的历史学家，“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自己的时代”④。修昔底德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首先提出了史料批判的方法，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消灭假事实。
    最后，古典时代的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中的修辞。希罗多德的《历史》被看作是由“万千警句构成的财富”，他的语言风格被认为有“天赋的魅力”；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崇高的思想与流畅的表述融为一体，文笔简洁有力而灵活，因而有的学者称颂他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李维在撰写《罗马史》时以其独有的驾驭语言的天才和他对美妙动人的事物的敏感，刻画出罗马历史上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群像，构成了一幅艺术的全景图，被拜伦称为“如画的篇章”；塔西佗在其著作中以入木三分的笔触刻画出一群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和“戴王冠的恶棍”，无怪乎普希金说他的著作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被恩格斯称为“古代的伏尔泰”的古希腊学者卢奇安（亦译作琉善）还从理论上对古典时代的叙事史作了精确的概括。他认为历史与诗歌不同，“各有其特质”，“各有其规律”。“诗人凭灵感创作”，因此，“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但是历史必须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因而，历史学家在历史著述中“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这种美的风格要求：“直陈史实”，“把历史大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用词应“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⑤。
    总之，追求真实、追求风格的简洁明快、用词的准确以及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以叙事为特色的古典史学的主要特征。
    这种悠久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再度振兴。人文主义史学家以古典古代的人本主义作为反对中世纪神本主义的武器，他们把历史视为人的行为的记录，人的活动的结果，主张以传统的叙事方法写出面向世俗、面向人间的历史著作。
    此后，随着历史学的日益普及，历史著述愈来愈丰富。奎昔亚狄尼、拉雷、克拉林顿、吉本、伏尔泰和麦考莱等历史学家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的叙事体著作”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