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新叙事史”既不是向传统史学模式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新史学”的全面否定，它的出现是“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不同模式相互补充的结果。“新叙事史”与“新史学”之间继承多于分裂。首先，从研究的主题上看，对于“新叙事史”来说，“历史是一门社会科学，这一见解并未被抛弃”，因而从方法上说，“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企图不仅描述，并且要对社会环境和社会变革进行分析”。这就使它们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模式有所不同，后者被认为“研究的是从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的行为和思想”（21）。其次，从理论上说，“新叙事史”同“新史学”一样，其目的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旨在揭示有关社会环境和历史变革的更广泛的问题。第三，二者都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便从其它学科借鉴概念、理论作为历史事实间的“粘合剂”。最后，“新叙事史”继承了“新史学”所确定的新型研究对象，即研究广大群众的生活、感情和行为以及重视不断发掘新的史料来源。
    当然，“新叙事史”对“新史学”也有充实和创新。“新史学”虽然宣称要写“总体历史”，但却无力实现这一目标，而偏重于研究一种几乎静止不变的、相对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结构的历史，新史学家或者“强调巨大的社会结构如何有力地抗拒着人类的干预”，或者“完全取消了历史事件和具体的人物，代之以抽象的、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理论模式”（22），使历史学成了追溯性质的社会学。在新叙事史家看来，这种历史学对历史变化过程的理解是有限的，解释是片面的，因而对这种写“总体历史”的目标从范围上作了调整和限定。“新叙事史”主张“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而人又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网络中的动物”，“文化就是那些网”（23）。因此，不应该将政治、文化、价值、意义等课题的探索，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与此相应的是，两者研究问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对于广大群众的历史的研究，“新史学”常常着重分析不具名的群体，重视民众的日常生活；“新叙事史”则关心作为群众一分子的个人和杰出人物并表现出“对人民头脑中的想法的新的关注”（24）。“新叙事史”与“新史学”所倚重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有所不同：后者重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前者则重视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解释学等。因而，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此外，二者对历史学的性质也有不同的看法：“新史学”强调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从1971年出版的D·兰德斯和C·梯利的《作为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和1974年出版的肖努的《历史、社会科学：现代的时间、空间和人类》中，不难看出使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努力。这种极端的做法“使人联想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卡尔·亨普尔的‘全面规律论’中所体现的观念，即认为历史的科学解释与其它科学的解释完全一样”（25）。“新史学”的困境表明：“历史将成为严格的科学的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业已消失。”（26）“新叙事史”反对把历史支解为若干亚系统以及按线性因果关系的等级结构解释历史。在它看来“历史的题材都涉及意义，而意义是不能简化为完全可以测算的量，它需要理解”（27）。因而，“新叙事史”倡导一种全新的方法，即主张将分析的方法与移情式的理解相结合。他们主张将人作为认识的中心，并力图移情式地理解他们的日常经历，因而要求用叙事的方法组织材料，但也不拒绝使用严格定义的概念、理论和各种可能的模式作为历史研究的手段。总的说来，“新叙事史”并不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只是摈弃“新史学”的机械的、数学性的模式，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历史叙述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历史学家必须提出一个可以理解的、条理分明的、经得住批评考察的论点”（28）。“新叙事史”作为克服“新史学”自身缺陷的一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种努力至少可以表明：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既不能无视同时代的其它学科的发展以使自身得到相应的改造，又不能丢弃自身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存在形式，而应当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这是叙事史“复兴”给历史学提供的重要经验之一。但是，“新叙事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面貌，还是一个需要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四、新叙事史的现状和趋势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历史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促使“新史学”进行再定向的两个基本因素。“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宁馨儿”，“因为历史就其本质和其一切变化说，一直是取决于社会的具体条件”（29）。由于受当代哲学流派的多样性和各种社会学思潮的影响，造成了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多样性。这些纷繁复杂的新史学流派可以高度概括为“自然主义的”和“反自然主义的”两种倾向。前者倾向于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归为一类，而不注意历史知识的特点；后者从历史学的对象和方法两个方面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严格对立起来。当代倾向于“自然主义”（在西方常将“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用作同义语，也可称作“科学主义”）的史学流派有20世纪上半叶的新实证主义史学、法国年鉴派史学、结构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等等。这些史学流派代表着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受其影响的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愿意用科学的范畴进行思维”，“从科学的角度对历史事实提出问题”（30）。当代的具有“反自然主义”（即“反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也可以称“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流派有新康德主义的、个体叙述主义的、直觉主义、现在主义的、现象学派的、解释学派的史学和心理史学。但是，自70年代末以来新史学家们认识到以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为实质的“新史学”再也不能适应时代精神，他们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社会思潮混合的趋势中找到了自己所欠缺的关于人和文化的概念。同时，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激烈竞争，人被进一步异化，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疲于应付，物质上的富足无法补偿精神上的空虚。因此，人们希望通过历史的真实故事来开拓胸襟，陶冶情操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以便静观过去和未来。读者的不满说明“新史学”应该改弦易辙，以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新叙事史”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