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中国史学的优势及前景
    西方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发。在思考和规划世纪之交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前景时，应该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借鉴西方史学的广阔视野，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繁荣我国的史学研究，促使它尽快走向世界。
    我国的传统史学在体裁上无论是编年、纪传或纪事本末都是有年代顺序的叙事史。叙事被看作是历史撰述的基本方法。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40），“述往事”就是指叙事。大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进一步说：“夫国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41）。虽然传统史学中有相当多的著作是以记述皇朝的兴衰为主的，但从总体上看并未囿于政治史的范围。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便接触了广阔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卷：明主与暴君，酷吏与循吏，崇高的人格与悲剧的英雄，佞幸谄谀之徒和游侠刺客之辈，货殖家、手艺人、歌女等等。他们的活动显示了一个时代的丑与美、善和恶以及人际关系。无论就历史画面的广度、作者思想感情的深度或叙事技艺的高超说，《史记》都堪称是叙事史的典范。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从《春秋》开始就重视“属辞比事”，讲求对于史事的排比。《左传》和《资治通鉴》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叙事篇章。至于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则更加突出了“纪事”的特征。
    我国的传统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刻意求真，讲究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及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三个方面也是传统史学家衡量历史著作高下的标准。北宋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言中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日事实，二日褒贬，三日文采。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首先，强调的是事实，即对历史叙述的客观性、真实性的追求。对“直笔”的颂扬和对“曲笔”的非议已成了中国传统史学家的共识。其次，主张在“书功过记善恶”（“因事实而寓惩劝”）时将据事直书与价值判断结合起来，这集中地反映在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时提出的原则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尽管西方史学的两大流派--客观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总是把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对立起来，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践说明二者的统一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史料中的确凿事实进行选择的。把价值判断“寓于”事实判断中，就不至于使史学的教育功能沦为空泛的说教。最后，重视历史撰述中的语言修养。描述过去的思想和行动、反映历史家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都要用语言来表述，如刘知几所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42）“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43）有了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才能做到“善叙事”。因此，在我国传统史学中常把“善叙事”和“良史之才”相提并论。
    尽管在西方“复兴”叙事史的浪潮中反映出一种想使历史解释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相互接近和相互补充的努力，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多元论史观，却使他们总是劳而无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才能将意识的作用和客观经济因素的作用辩证地统一起来。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马克思的巨大力量在于他既强调社会结构的存在，也不忽视它的历史真实性，或换言之，它发生变化的内部动力。”（44）伊格尔斯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吸引他们对历史的经济因素加以重视，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它强调了社会运动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观念；在于它寻求历史现象所由发生的结构背景；在于它把这些结构背景与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也在于它创建了用以分析造成这些变革的各种因素的观念模式。”（45）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使得阐释学方法的重要方面与经验分析方法的重要方面可能结合起来。”（46）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在历史研究的基本论题的两个方面中--即作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与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历史中，不存在形式逻辑的二者择一的问题。因此，任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割裂为人本主义的解释和科学主义的解释的试图都是错误的。当然，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出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对于上述论题的理解往往陷于片面性。要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不能不记取这些教训。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最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群众意识的更大作用，同时又保留了马克思主义方法所指出的物质基础的观点，从而克服了上述的缺陷。”（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