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看，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既需要创新也需要继承。任何一个流派的史学家在创建自己关于历史过程实质的观念时，总是要借鉴前辈的观点、思想、课题和概念工具，重新认识以前的研究，利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重点，作出新的解释。因此，在研究某一“新”的学派时首先要分析其理论概念和方法论的“谱系”，以便于掌握该学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例如，这种“谱系”的分析方法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新史学”同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有某种继承关系，并且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学。因此，伊格尔斯也将当代的“新史学”和启蒙时代的史学作过类比，指出“在以新的方法探究广阔多样的人类经历的尝试中，当代史学的成就已达到了与启蒙时代的思想相近的阶段，即认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进行历史的理性研究”（31）。同样，在当代的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史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论中，不难发现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的流风余韵。浪漫主义史学是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割断历史联系的一种抵制。浪漫主义史学家坚持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重视感情对人的支配作用，主张在撰史时抒发个人的情感和理想，以期引起读者的共鸣。进步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写中世纪，旨在揭露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和颂扬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事迹。保守的浪漫主义者以神秘主义、直觉和灵感来取代理性时代的科学概念，他们笔下的中世纪道德和成就被理想化，被描绘成富有田园牧歌情趣的和谐图画。
    当前正在兴起的“新叙事史”对于“新史学”的“创新”，同作为理性主义史学对立面的浪漫主义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史学家不仅“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且“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32）。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特金森在其《历史的认识和解释》（1982年）中所指出的，“大部分析体的著作本身没有编年因素，只有那些从其他方面已经掌握编年学的人们才能读懂这类著作。”他还说：“无疑，人们关心的是延续性的事实，而不是并立性事实。”因此，近年来，一些新史学家转向叙事，更关注延续性的事实。他们不仅重视文化和意义，尤其重视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历史的题材需要“理解”，但“理解”不只是凭个人的情感和直觉去重新体验历史人物的意向，而必须将所研究的人、事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网络中，才能加深理解。因此，“新叙事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有关人的见解，并为探索人类意识和文化开辟了新的途径”（33）。
    问题在于新叙事史家有无能力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趋向间的差距，即处理好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与独立于人类愿望而存在的力量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真正做到使“人与精神、思想与事件的新型历史”成为“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趋势分析的补充，而不是它的替换物”（34）。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目标还只是新叙事史家追求的理想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叙事史”中也隐藏着一股主观唯心主义的潜流，表现在有些史学家把“直觉”、“理解”和“深刻体会”作为历史认识的基本方法，反对理论概括，这就强化了历史研究中的保守主义倾向。联邦德国学者H·吕贝就宣称：“历史学应该是叙事的，叙事是历史学的基本范畴，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叙述不能奢望有创造理论的任何能力”（35）。可见“非理性主义历史观在恢复叙事的幌子下开始活跃起来”。对此，苏联学者评论说，资产阶级理论家转向叙事的倾向，“正在引起普遍不良的思想理论后果”，“如果历史家的陈述是指摈弃分析法、历史理论、严谨概念等的论证潜能，那么这就意味着倒退”（36）。新叙事史家把文化理解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37）。伊格尔斯指出，“这种对符号表示的重视”，“具有某些危险”。因为“它缺乏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的那种明确的方法论……由此，它为直观论和蔑视明晰的理性准则的移情作用敞开了大门”。因而非理性、巫术、疯狂、社会反常、性欲和死亡都是他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他们还重视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并给予比较宽容的评价。但“有时这类作品逃避现实，表现出一种对于昔日更质朴社会的浪漫怀旧情绪”。对此，伊格尔斯认为，这是由于历史学家们“对于现代世界中权力的悲惨现实感到不知所措”而“撰写的非政治化历史”（38）。
    伊格尔斯的评论不无道理，但他并未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这是由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决定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而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实质及其动力时，主观唯心主义者将其归结为人的激情、动机、理想、欲望和意志；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是绝对精神移植到人和社会中的捉摸不到和固定不变的理想的、历史一文化的、民族的以及其它的一些“典型”和“模式”；庸俗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是人的自然需求和各种经济活动。当今，有很多西方史学家（包括新叙事史家）在历史解释上虽然持多元论观点，但他们往往把历史发展中的一切因素看成是意义相同的，其中每一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决定其它因素，从而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制约性和规律性。所以，他们在解释历史、分析当代时，自然时常会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
    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几次路标转换，这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充实了史学方法论的武库。然而西方史学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承认：“不仅那种如实地描述从其结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事件的历史……而且那种集中研究与人的具体活动和愿望相分离的经济、文化甚至语言结构的历史，就其理解历史变化过程的能力来说都是非常有限的。”（39）布莱塞奇在本文前引书中也指出：西方文化很少能够表现出对世界史进行透彻的理解或深刻的分析。与之相伴随的却是一些含糊的、值得怀疑的和混乱不堪的概念。对此，某些史学家解释为由于史料不全，而另一些史学家则将此现象视为史学的衰朽。
    从雄心勃勃地推出“新史学”，到由叙事史“复兴”引起的种种欣喜和疑虑，西方史学确实经历了一个充满着思考与探索、成功与挫折、自信与悲观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但初步认识这一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