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要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还要批判地吸收外国史学中的有益成分。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要熟悉外国史学发展的昨天和今天，又要善于分析和发现资产阶级史学的方法武库中那些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成功运用的新方法。在使用新方法时，还应该抵制那种把历史认识中的某种原理和方法提到首位并加以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例如60、70年代，当西方新史学家宣称历史要是不能计量化便不能自居为科学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便一方面赞同在分析经济过程中运用严格的概念公式和计量方法，一方面批评了新经济史家把经济过程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抽象出来的企图。同样，在当前叙事“复兴”的浪潮中，也隐藏着一些偏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撰述中的叙述的方法同分析的方法并不是对立的，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分析的方法就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在谈到它与叙述的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时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8）可见，没有研究的方法，则难得有科学的叙述；如果研究所得不能被适当地叙述出来，则这种研究是难得为社会所认识并为社会实践所检验的。
    最后，叙事史的“复兴”又引发了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这也是西方史学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学是具有艺术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使其成功地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科学性是指寻求真理，揭示客观事实间的联系，并作出规律性的概括；艺术性是指历史著述具有一种艺术外观，这至少包含它的外部样式（体裁）、内部结构（体例）和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马克思在谈到他本人的著作时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49）历史学的艺术性并不是指追求撰述中的色彩、雅味和妙趣，而是讲究用准确、鲜明和简洁的语言来叙述客观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科学也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和宏大的抱负来构筑这个“艺术的整体”。
    注释：
    ①参见［美］G·伊格尔斯《80年代的历史学--10年回顾》，杨豫译，《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②参见伊格尔斯和H·T·帕克合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1979年美国康涅狄克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
    ③［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8-39页。
    ④《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35页。
    ⑤卢奇安：《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210、208页。
    ⑥［美］斯通：《20世纪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载其论文集《过去与现在》，波士顿1981年版。
    ⑦［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⑧《20世纪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⑨《历史学的地理导论》，伦敦1932年版，第368页。
    ⑩《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11）《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30页。
    （12）斯腾：《历史的未来》，转引自［美］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