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以来，“新史学”受到了传统史学家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批评， 批评其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只强调对系统和结构作静态研究，割断了历史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学科首先是一门关于来龙去脉的学科”，它“论述一个特殊的问题和在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地点的一批特殊的行动者”（12）。他们指责新史学家为了迁就资料与社会科学的模式，常常把历史背景弃之不顾。按赞成叙事体历史的英国学者G·R·埃尔顿的说法，历史分析法有些不自然，因为它把历史分解开来，又重新组合起来，这就使它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一样。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曾在1988年1月份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指责新史学家说：“50 年来历史学发生的变化并不是发现了社会和文化，而是放弃了叙述性--描述和情节正是历史学的本来特征，以对各种条件和态度的静态研究来取代。简而言之，历史学已成为追溯性质的社会学，然而它大部分却置于比社会学家研究当代时所认可的证据更加令人怀疑的基础之上。由于形式和情节贫乏，大多数历史研究的成果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斯通也认为，“新史学已有迹象表明变成了一种幻想不作价值判断的科学，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和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它似乎可能变得如同40年前曾受到攻击的那些史学一样沉闷和枯燥无味。”（13）由于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使人把握历史“整体”的能力受到限制。于是许多具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新史学家放弃了对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探究，转而去追逐细枝末节的问题。因而一些新史学家也开始意识到“新史学”所追逐的无所不包的“整体史”的目标，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幻想。1979年G·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导言中一方面指出：“新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危险和史学家过于迷恋新技术工具的危险，也许会导致历史研究在一个新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幌子下失去人性”；另一方面又以乐观的态度断定：“很少有史学家深陷于此。”但1988年，他在总结该书出版后十年来各国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时又说：“随着50年代以来历史学越来越热衷于社会学理论和迷恋电子计算机”，“要求克服特别是以人类学为倾向和以计量化为方向的新历史学中明显表现出来的不完整性的呼吁非但从未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强烈”（14）。尽管历史学家们力图与一般读者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但因其著作愈来愈专门化，所使用的术语也日益晦涩难懂，因而引起了读者的不满，使“新史学”的孤立状态与日加剧了。分析法历史学的许多局限性使人们对其是否有能力真实地再现过去的历史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绝望情绪。以美国为例，近20年来，不仅历史学“产品”的“消费”，而且从事史学专业人员的数量，都呈现出一条逐渐下滑的曲线。70年代主修历史学的大学本科生的数量直线下降了57％，而博士学位的授予数下降了39％。但在同一时期内，非学术形式的历史著述却呈现繁荣趋势。如电视剧《根》播放后，引发了家谱研究热（15）。西方学者们惊呼，历史学如果没有新的视野，继续“原子化”、琐碎化，就会促成历史学研究的危机。历史学如果失去了它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就没有实用价值，也就无法维持其地位。“新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暴露出自身的种种缺陷，从而面临着新的抉择。这个事实本身足以证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它跟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它在发展中一旦只注意追求本身的目的而忽视追求社会的目的，那么它将受到社会的冷落。由此可以看到，客观历史的发展是怎样在推动着和制约着历史学的发展。“新史学”所面临的新的抉择，本质上是历史学如何在更高的水平上满足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社会对它提出的新的要求。
    三、所谓“叙事史的复兴”
    “新史学”面临着又一次路标转换，“目标不太高，但价值更大的做法应当是去探索和研究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16）。这一新的趋势在斯通的著名论文《叙事史的复兴》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他指出，对于涉及历史著述的这一新趋势，还“没有任何一个术语可以将它们全部概括进来，因此，暂时只能用‘新叙事史’一词来代表正在发生的全部变化”。“新叙事史”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条的科学解释的企图的终结。”（17）正是新史学家自己成了复兴叙事史的推动者和积极参加者。如，一贯轻视“事件的历史”而重视“长时段”和结构研究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主张恢复事件在历史学中的“公民权”。拉杜里在80年代初对“新史学”进行反思时指出，“一味追求数量方法和信息技术，就有把历史学推进到铁石心肠的技术主义中去的危险”，他主张“以回到现实和回到内心情感的形式”来“纠正”上述偏向（18）。在50、60年代，年鉴派史学家不关心作为历史背景部分的文化因素，而致力于“几乎不变的历史”的研究，强调地理结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对历史的支配作用。拉杜里所著《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年）是代表达一倾向的杰作。该书以人口统计的硬性框架结合经济情势解释文化现象。但他在9年后出版的《蒙泰卢》一书却力图重视14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的精神世界，而《罗芒的狂欢节》（1979年）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和政治事件。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新史学家倾向于强调意识的作用。如，曾将瘟疫基本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只重视统计，分析方法的卡洛·西波拉现在也以叙事法组织材料，研究群众对瘟疫的反应。又如意大利社会历史学家卡洛·金茨伯格的《乳酪与蛆虫：1500年磨坊主的宇宙观》（1976年）、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乔治·杜比的《博维涅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1973年）等，都是着力揭示往昔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的内部活动的叙事体新著。总之，近年来，“新叙事史”开始流行并引起了新史学家的极大兴趣。事实说明，“叙事是历史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叙述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历史著作中最富有表达力的形式之一，因为它旨在准确描述事件和现象、事实和过程、易于理解的活动和可以解释的动机”（19）。“非人格化”的“新史学”注重结构和系统，名人传记作家无法从中受惠。而今，在叙事史复兴的浪潮中，传记史可算得是其中的一簇浪花，推出了一批传记史著作。如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家戈洛·曼的《瓦伦廷：对他一生的叙述》（1971年）、洛塔尔·加尔的《俾斯麦，明智的革命家》（1980年）、克里斯蒂安·迈埃尔的《凯撒》（1982年）等。在英国也开始有人关注对个人、杰出人物的研究。“在欧洲和美国，叙事史的复兴引入注目，并出现了一种对于叙述理论的新关注。”（20）1982年图林国际史学会议，探讨“20年来历史编纂学理论”，关于叙事史的理论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