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以后东南与西北各路坑冶铸钱的管理机构趋于一致，铸钱原料供应方式也基本相同。“旧坑冶隶转运司，熙宁已前系转运司置场榷买，其本钱系转运司应副。……新坑冶系崇宁二年三月以后兴发者，隶提举常平司，置场官监处冶户无力兴工，许借常平司钱，俟中卖，于全价内克留二分填纳；不堪置场召人承买处，中卖入官，价钱以常平司钱，限当日支还。”[5]（职官43之143-l44）也就是说，崇宁二年（1103）三月以前的坑冶为旧坑冶，隶转运司，由其应付本钱收买矿产品；崇宁二年三月以后兴发者为新坑冶，隶提举常平司，由其应付本钱收买矿产品。这样，钱监的铸钱原料除来自提举坑冶铸钱司管理的铜坑外，在崇宁二年三月以前还来自转运司，在崇宁二年三月以后则由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司提供。
    南宋铸钱原料的供应机构比较单一，在提点坑冶铸钱司存在期间，由其专门负责有关铸钱原料的坑冶，其他机构不再参与。乾道三年（1167）正月十二日，司农寺丞兼权提点坑冶铸钱公事晁公愚奏：“自来铜铅锡铁隶提点司，金银坑冶隶转运司”，但因五金杂出，“事不归一，事难两尽”，所以把金银坑冶也并归提点司管理。[5]（职官43之159）在废罢提点坑冶铸钱司期间，坑冶铸钱事曾先后由转运司和发运司管理，铸钱原料的供应自然也分别由它们负责。
    铸钱原料的供应无论由哪个机构负责，最后都离不开州县官员的协助。为保证铸钱的顺利进行，朝廷制定了种种措施约束和鼓励州县官员。坑冶所在州县的通判、令丞丞衔内“带行主管铜银铅坑冶职事”[5]（职官43之171），“趁办铜铅，增亏均受赏罚”。[5]（职官43之175）乾道六年（1170）十二月曾规定：“今后兴发或停闭坑冶若令丞措置招坑户一年内趁发过铜一万斤、铅三万斤、锡五万斤、铁十万斤，各减一年磨勘，更增及五分，减一年半磨勘，增及一倍以上，减二年磨勘。”[5]（职官43之162）“如州县事干坑冶鼓铸，若有违戾，许按劾闻奏”[5]（职官43之167），如果州县官员“内有不可倚仗及弛慢之人”，许有关监司劾奏，“差官对移”。[5]（职官43之164）
    （三）监官的选任与管理
    唐前期钱监监官见于记载者，均由州县官员兼任。唐后期出现了以钱监监官作为官名的情况：“武宗废浮屠法，水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2]（卷54，食货志四）不过，唐代是否设置过专职铸钱监官，仅靠此一例尚难断定。
    宋代铸钱监监官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一般而言，专职监官由吏部选任，兼职监官由钱监所在州的知州或通判充任，但地方机构对监官的选任具有辟差权。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夔州路转运司以南平军只有通判一员，无职官，而又事务繁多，请“依嘉州例置职官一员，兼监铸钱监”。[7]（卷310）绍熙二年（1191）七月二十八日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刘炜言：“照应见今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监官，元系本州辟差，今乞止许本司差辟。”[5]（职官43之177）从以上可以看到，转运司、铸钱司、钱监所在州都曾有差辟钱监官员的职能。
    钱监每年的铸钱量有定额，钱的形制有“省样”，钱的用料有“料例”，钱监监官必须按照各项规定，监督工匠进行生产，而有关地方机构对各监官有监督管理的职能。其具体情况，唐代不得而知，而宋代则略有记载。根据庆元年间《诸州铸钱监申铸钱物料账》，钱监每年必须把年定额、年生产量、料例、物料、各项支出和剩余等情况，申报转运司，再由转运司上报。[6]（卷32，鼓铸）同时各地方机构对钱监的铸钱数量和质量进行定期检查。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转运司奉行铸钱职事（谓旧铸钱司并入者），比元额鼓铸增亏分数，岁终委提点刑狱司（分两路者每岁互轮）取索具职姓名，限次年三月终保明申尚书工部”；“诸铸钱监所铸钱，每贯熟重四斤五两，转运提点铸钱司巡历所至，依样校验”；“诸钱监铸上供钱，并依原样，州差官看拣讫，方得起发”。[6]（卷32，鼓铸）
    从以上可以看到，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点铸钱司、各州都曾有对钱监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对钱监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也就是对监官的监督管理，钱监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监官的奖惩。《庆元条法事类》载有赏式和赏格，赏式即是《保明铸钱监官酬赏状》，要求注明钱监年额、监官任期和实铸钱数、有无拣退粗弱及少欠官物、有无监淘野料铸钱及犯罪等情况。而赏格则是根据监官任期内铸钱数量、质量及定额情况，分别给予监官升名次、免试、减磨勘等酬赏。[6]（卷32，鼓铸）当然，铸钱数量和质量达不到要求，监官也会受到惩罚。
    三、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演变的原因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实际上是铸钱管理体制变迁的反映，其变化原因总的来说有如下两方面。
    （一）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超过唐代，货币需求量大，同时铜、铅、锡、铁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导致宋代钱监的生产规模远超过唐代。天宝年间是唐代铸钱最盛的时期，全国每年铸钱量只有32.7万贯[14]（卷9），远不及宋代一个大钱监一年的产量。如元丰年间，永平监61.5万贯，阜民监70万贯，永通监80万贯。[15]（卷9，钱币二）
    铸钱生产规模大小是设置专职或兼职监官的决定因素。唐代钱监生产规模小，事务简省，州县官完全有能力兼管，如果设置专职监官，还需要另外增加费用。唐代铸钱虽不以赢利为唯二目的，但因铸钱成本过高而废罢钱监的情况，屡有记载。所以唐代基本上没有专职铸钱监官。宋代钱监生产规模大，事务繁多，远非州县所能兼管。元祐三年（1088）六月丁亥，“工部言：‘嘉州丰远监岁铸钱八万有奇，止以职官兼领，请依旧置监官一员，于本路选举，具姓名申吏部。’从之。”[7]（卷412）乾道九年（1173），令蕲州分担舒州同安监岁铸钱十万贯，原指挥差蕲春知县兼管，但由于钱监设在蕲口镇，“自州城往来即须三日，蕲春知县难以兼监”，并且“催督人匠、工程，收支铁炭万计浩瀚”，只能差专职监官。[5]（职官43之173）有些大钱监的专职监官甚至多至二员或三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