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学者在研究或讲授中国历史时，长期习惯于关注以王朝兴替为主的断代史。这样的观察方式，与重视王朝的政治发展的性质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断代内的各种问题或现象，都作了精细或广泛的探讨；反之对朝代与朝代间的衔接、转变，或是对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的问题，则疏于关照。如此一来，一部中国通史或各式各样专题历史，都出现断裂的现象，对其中跨越朝代之间变迁与延续的实情，都因缺乏研究而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因此，尽管学界对每一个断代都有了数千乃至万篇论著，但除了一些新数据的刊布、新方法的介绍或新方向的探讨外，更多的是旧瓶新酒式地重复着旧问题的讨论方式，对大问题或某些专题的长时期演变因素无法了解，甚至提出合理的解释。
    我和同业的学者一样，长期间浸润在学习断代史的环境中，习惯以更多的数据或从新的问题去处理历史事件、问题与人物。多年来我的研究重点是南宋历史，而且是由后期往前追溯，从冷僻的文集等文献资料，探讨史事的性质与人物的角色，并且试图跳离王朝中央的角度，由边缘性的人物与问题入手，反映地方的存在与价值，阐述中央与地方多重与复杂的关系。这些研究主题都环绕着中低阶层的政治社会问题，藉由国防、军事性的议题，对政治社会现象进行观察，作为了解地方政治运作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与发展。为了便于观察与史料搜集，我的研究偏于选择中型的课题，如路府的地方军，较具规模的地方武力，以及透过科举人仕，在中央与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型士人家族。透过这一系列研究，期能对地区性的社会组织、秩序维护、人际关系乃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有较充分的掌握与认识。
    为了进一步掌握宋代基层的政治与社会现象，我拟透过代表基层武力的弓手与巡检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运作的基础。这两个类型的组织或组成，都是宋代才出现的，此后成为维护中国基层社会治安及巩固政权的基础武力之一，是中央权力渗入基层的重要表征。而藉由弓手、巡检的成员、组织活动、行政隶属等实际运作，以及透过基层行政机构——以县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如县衙、胥吏、基层武力与地方家族等多方面的角度，作有机的联系，当能对基层社会中人物的角色、家族间的关系、胥吏的功能、行政的机制等种种地方行政运作、社会势力与政治力的相互消长、包容与制衡等多方面的关系，有更完整与全面的了解。这不仅是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更是掌握基层社会变动的重要因素。
    以弓手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有其代表性。弓手是县级行政机构的治安武力，隶属于县尉，是县级行政系统中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弓手虽受定期的教阅训练，但行政隶属于县府而非军事体制，在宋代是专为维护地方治安而设的，更重要的它是由当地居民所组成的。在宋代的大部分时期，弓手是当地百姓经由职役负担而担任这项职务，只有短期是募役。任职的人都是五等户中的三等户，是地方上的小康之家，代表地方某些势力。他们经由职役，从一个被统治者的身分变成公权力的执行者，在捕缉盗贼、维护地方治安上，是王朝统治权力的具体表现。在宋代，县级行政主管都有定期轮调或避籍的制度，而弓手和其它胥吏一样则长期参与或推动地方事务。这些人的角色与国家权力、地方利益、地方权势、甚至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公私难分，是了解基层社会的重要线索。如果透过这个尚不被重视，但在基层社会上又十分重要的弓手等地方武力入手，当能对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与政治的运作实况，有深一层的认识。
    像宋代弓手一样的基层武力及其所反映的基层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源远流长，然而由于长久以来囿习于断代为史的观念，致使对朝代转换期间的历史现象疏于记录，文献数据遗佚严重，对这种隐性的现象难以追溯其渊源。“弓手”一词，在宋代之前，多是指职业军人的一个军种类别——即执弓箭作战的军人，（注：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148《兵一》“立军”条引“李靖兵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3792-3793页。）到宋建国以后，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这一转变，使得弓手与国家权力及地方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是宋王朝的政治设计和作为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王朝维护治安、巩固帝业的基本武力之一，在王朝统治力深入民间的历史上，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
    可惜由于以往学界将唐宋的历史问题明显区隔，分别讨论，以致将历史现象孤立化，缺乏联系。以唐宋基层武力相关问题的研究而言，关于唐代基层机构、组织及运作，有不少重要论著，对了解唐代基层社会的政治乃至基层武力，有很大的帮助。（注：讨论唐代基层社会组织及武力的论文不少，参考日野開三郎《五代镇将考》，《东洋学报》第25卷第2号，东京：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昭和13年（1938），第216-247页；《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二）》，《东洋学报》第27卷第1号，昭和15年（1940），第1-62页；《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三）》，《东洋学报》第27卷第2号，昭和15年（1940），第153-212页；《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四）》，《东洋学报》第27卷第3号，昭和15年（1940），第311-350页；佐竹靖彦《唐宋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闽王朝の形成から科举体制の展开まて——》，《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371-473页；柳田節子《宋代の县尉——土地问题に关连して》，《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5年，第184-197页。）对以弓手为主的宋代基层武力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但因囿于断代研究之限，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转变，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以致出观断裂的现象，影响对中国社会前后相继的历史延续性的完整了解。（注：成篇的论文仅见于雷家宏《宋代弓手述论》，《晋阳学刊》1993年第4期，第65-71页。该文简要的介绍宋代弓手的设置与服役年限、职责及演变、性质等，对职役和招募的转变说明尤详，但受限于篇幅，论述并不全面。黄繁光先生在《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北：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0年，第37-43页）中介绍职役部分，特列弓手。王曾瑜对“弓手”略有介绍，见氏著《宋朝的吏户》，《新史学》第4卷第1期（1993年），第43-104页；以及《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其它讨论“弓手”的相关文章如下：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86年。陈振：《论宋代的县尉》，《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8-323页；《关于宋代的县尉与尉司》，《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第113-116页。宋煦晞：《宋代役法与户等的关系》，《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8月初版，第1-26页。曾我部静雄：《宋代の巡检、县尉と招安政策》，《宋代政经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49年（1974）发行。）此外，唐宋变革的研究，虽是历史学界重要的议题，但对社会组织、秩序等课题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因此，本文主要结合前辈与个人的研究成果，以弓手为主，将唐宋基层武力与社会的关系加以联结，并观察其变化，作为了解唐宋社会变革研究基础之一。至于对宋代弓手及基层社会更广泛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则有待来日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