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受行政官员的指使而执行超越本职的事务之外，弓手也常受到地方上有力人士的请托或唆使，从事违法的工作。黄干在“危教授论熊祥停盗”的判文中，指出危教授与熊祥因土地纠纷，状告熊祥窝藏盗贼。危教授打通关节，由县尉指派弓手黄友、徐亮捉拿受牵连的百姓，将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不胜其苦，而被迫招认。此事经黄干查明，不仅还熊祥等人的清白，更将弓手黄友、徐亮勘杖六十。（注：《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2《危教授论熊祥停盗》，第569-572页。）此外，寄居官员谢知府向窑户买砖、瓦，他想倚仗权势以小砖、小瓦的价格购买大砖、大瓦，由于他提议收买砖瓦的价钱，窑户不肯接受，双方发生争执，谢知府乃向官府控诉窑户。县衙差派弓手邹全、保正温彦，“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贱卖”，强迫窑户签约。然而这些契约条文“岂窑户之所情愿，迫之以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耳。”（注：《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2《窑户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强买砖瓦》，第586-587页。）在另一件文献中，黄干也指出谢八官人（殆指谢知府），以窝藏盗贼为名，向县尉司指控窑户的罪状，县尉未经调查，便行受理，进而指使弓手，非理骚扰窑户。（注：《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2《邹宗逸诉谢八官人违法刑害》，第589页。）从这些例子，看到形势之家假借官府的力量，利用具有武装力量的弓手，作为欺压百姓的工具，同样严重影响弓手在乡里的形象。
    与弓手形象相关的，还牵涉到地方豪横的问题。胡颖在“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的判书中，指出李细二十三为夺取其兄的财产，将自己的儿子李少二十一过继为兄子，以据其田业，逐其侄儿，甚至结合党徒，当主簿来查究时，加以恐吓，并且于巡检拘收人犯之后加以劫夺，在弓手追捕之际，率众捍然抗拒。因此，胡颖判李细二十三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其子李少二十一勘杖一百，押归本生父家。（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第285-286页。）蔡杭在“违法害民”的判文中，也指出弋阳县有孙、余二名恶吏，为祸于乡里平民，其中余信率弓手正等二十多人，“以迎神为名，抢捉词人”，当县府追捕时，却在娼楼酣饮，拒不出面，终被判脊杖十七，刺配南康军牢城。（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违法害民》，第412页。）这些人不论是向拥有武装力量的弓手挑战，抗拒公权力，或协同弓手为祸，都被官员视为凶狠刁民。
    然而，实际上导致社会上对弓手持负面看法的关键因素是弓手本身。弓手属乡村中等户的职役负担之一，专责捕盗，不许别有差使。宋廷为使弓手周知当地山川道路的险易，以及奸寇窟穴之所，原来无年限替换的规定，但这一职役却成为弓手终身无法摆脱的枷锁。后来，宋廷鉴于实况，逐渐允许替换。（注：参看本文第4节“职役负担下的弓手”及黄繁光前引书，第39-40页。）但是规定服役的人，除免户下其它赋役外，并无薪俸。直到神宗实行免役法后，才支付弓手雇钱，但为数微薄。当微俸难以支撑家计时，就不免为利所诱，而作出种种胁迫乡民，来图利自己的事情。一旦官府因役钱难敷，财政拮据，不能按时给予雇钱，甚至拖欠的时候，更会借机生事。（注：参考雷家宏前引文，第71页。）陈襄在《州县提纲》曾说：“县有弓手、手力，役于公家，悉藉月给以为衣食，县家常赋不办，往往越数月不给，彼之仰事俯育，丧葬嫁娶，迫乎其身。”这种情况，很容易让弓手假借到乡间捕盗的机会，找善良百姓的麻烦，骚扰乡民。另有一种情况则是弓手仗恃武力与地方盐户相勾结，以捕私贩为名，图谋钱财。嘉泰四年（1204）十月，担任浙西提举茶盐的史弥远在奏疏中也说“产盐地分，弓手、土军与亭户相为表里，庇其私煎、盗卖，后以巡捕为名，横行村落及与私贩，巡、尉玩习，全不举职”，（注：《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49。）充分显示由于弓手凭藉武力，形成基层社会引惹生事，制造事端的祸源。这种由本身薪俸结构及其所衍生的贪黩行为，更是造成弓手负面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七余论
    中国基层社会有许多彼此关系紧密、互动性又强的宗教、社会、文化社群（如水利、庙会等），经由这些社群的活动，可以了解基层社会的组织与人际关系等多样而丰富的社会面貌。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包括统治形式、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文化网络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并不只表现在武力统治的政治层面而已。受限于篇幅，本文只从一些侧面对唐宋的变化及宋代的发展进行观察与探讨，由于内容尚待充实，因此目前观察所得的结论只是初步的意见。
    弓手是观察国家权力深入基层，与地方势力交会的所在的基点，它的出现，既反映了唐宋政治环境的发展，也显示社会结构的改变。宋代弓手是县尉指挥下拥有武器装备，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代表朝廷执行公权力的武装力量；但它是由当地百姓依资产与户口多寡，作为出任这项职役的标准，与一般的力役有别。由于长期涉入基层社会多方面的重要事务，成了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交会之处。
    此一现象的形成与宋代基层行政组织与运作有关。宋代县府的主要官员包括县令、县尉、主簿等，多为科举之人，既受避籍、任期的制度所规范，上任后又有语言的限制，对地方事务无法深入掌握，因此，一般性的事务工作，势需多倚重长期熟悉地方事务、庶务的幕僚、胥吏去执行。为了便于政务的推动和事务的协调，以免施政受到阻碍或杯葛，也需要经常与当地的权势之家，包括在职或退休的官员周旋，这些情况都会加重地方势力对基层行政、司法各方面的影响力。
    同时，家族在地方角色的扮演，也影响基层社会运作。有宋一朝少见累世豪门的世家大族，更多的是由科举崛起的新兴士人家族。科举考试是士人仕进、家族兴起的重要凭藉，一个士人先要在科考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成为官员。此后，不论在外任官或奉祠在家，对国政乃至地方事务的发言，都有一定的分量。这些崛起于地方的士人，除了关心时政外，到南宋时期对自己家乡的地方事务、公共建设，如兴建学校、贡院、寺庙、造桥、铺路，慈善活动乃至维护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事务，也都积极参与，扮演重要角色，藉以培养在地方上的声誉，甚至透过婚姻等方式，扩展关系网络，强化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未能中举的士人，不论教书，或从事巫、医、商等行业，也都以知识谋生，他们藉着参与地方事务，与当地名族及官府往来，成为地方上有影响力的豪绅。这些士人及地方名族彼此联结、凝聚，形成当地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势力。
    如此一来，官员、地方势力和胥吏，成为基层社会三股主要的力量，彼此保持密切而有分际的关系。其中看似卑微却是地方事务执行者的弓手以及胥吏阶层，则是另二股势力的交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