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催税监租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宋廷虽规定“诸路州县不得辄令巡检就寨，自行受纳苗米，县尉差人自催役钱，如有违戾，所若官吏及受差之官，并从仗壹佰科断”，（注：《庆元条法事类》卷47，第426页上。）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如叶提刑在《不许差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一文中，指出“国家宪用保长催税苗，其出违省限，亦自有此比较之法，未闻使巡、尉差兵卒下乡追捕，而佐官辄置枷杖、绳索等，以威劫之也。”（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不许差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第67页。）然而，县尉所备的狱具，却是本州委之驱催官物，专用以罗织欠户的，显然，也是差派弓手担任职权以外的工作，于法不合。他觉得催科虽是州县急务，却不得于法外肆虐，因此要求诸州“今后管照条比较，若出违省限，只令委官一员驱催，不许辄委巡、尉，用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不许差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第68页。）以为国家爱养根本。至于协助上户理索私租一事，更是违反规定，黄震在开庆元年（1259）十一月任吴县尉时，发现当地有由县尉监租，而派弓手追捕的情形发生，甚至拘留违租的人在弓手家里，以至遭冻死的现象。因此当地人认为“从来监租在尉司者，即无生还”，将尉司视为“鬼门关”，（注：《黄氏日抄》卷70《申县乞放寄收人状》，第1页上、下。）本来官租的催缴是耆保的职责，不关弓手的事，何况是私人租佃之事。但“奸豪玩法，睚眦征隙，必嘱县吏差县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县尉与弓手等都想藉此谋图私利，因此不顾严弓手下乡之禁的规定，反而亲自率弓手下乡扰民。黄震指出这些弓手是一群无赖小人、乌合之众，他们缺乏训练，毫无战斗能力，不仅无法达成朝廷设立时，期望他们持弓挟矢、捍卫乡土的愿望，仅而只是依傍官衙，借机生事，以谋取衣食之资而已。如果仰赖他们执行公务，徒成为扰民之柄。（注：《黄氏日抄》卷70《申转运司乞免行酒库受诬告害民状》，第6页上、下。）
    三是捉捕逃漏税胡太初在《昼帘绪论》《理财篇第九》中指出州县在常赋之外，想扩大收入，只好循增加酒税及捉捕私酒的方式，舒磷任徽州州学教授时，看到歙县民贫土瘠，供公上者大半，“酒税之禁，无毫发漏”；（注：舒璘：《舒文靖集》卷上《与前人（徐子宜）》，第28页下－29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武装力量的弓手就成为衙门的爪牙鹰犬。弓手一旦发现民间有私酿、私酤的情形，“便辄枷讯，禁系累月，荡其生理，妨其营趁，率至于饥饿、病困之域”，（注：胡太初：《昼帘绪论》，第17页上、下。）不仅对百姓是极大的威胁，更会增加基层社会的对立与不安，因此，一旦民间彼此有私隙，经常以私卖酒为名向官府告发，“官司不问虚实，辄差弓手、轿番，数十为群，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绕打墙围，无异于大劫盗”。（注：胡太初：《昼帘绪论》，第17页下。）黄震也曾以马氏堂兄弟为了争讼，堂弟诬告堂兄私卖酒，竟至动员弓手捉拿无辜百姓为例，说明私沽不论是否属实，只是违法，应由专责缉私的酒巡来负责，与专任巡警与催纲运的弓手是不相干的，“正不待弓兵而后可捕也”。（注：《黄氏日抄》卷70，第6页下－7页上。）官府为了怕商人逃税，也指使弓手巡捕，但他们乘机为非作歹，搜刮民财，骚扰民户，使民不聊生，其行径尤甚于强盗，反成为乡里纷扰不靖的渊薮。
    此外，弓手也协助处理拆毁淫祠的工作。胡颖即指出县尉申说阿李等聚集三十多人，执器杖，赶杀弓手、保正，但据查乃是弓手王韬、保正副姜全在当地百姓抗议时，意在求胜乡民，张大声势，反而妄申官府，引惹事端。结果判王韬、姜全各杖六十。（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第543-544页。）
    六弓手负面形象形成的因素
    弓手是基层行政机构中，拥有武装力量的成员，是县府执行任务时的利器。地方政府凭藉弓手来达成维持地方的治安及维护官府公权力的效果，但官府差派这群拥有武器装备的人下乡，对乡野小民而言，在平时即具有镇慑的力量，形成一种压力。一旦他们在乡下发生违法乱纪，乃至胁迫乡里的事情，自然给官员与士人乃至社会上留下恶劣的负面形象。
    不过，弓手之所以会在基层社会造成恶劣的形象，与他们的直属长官包括县尉、巡检、县令的作为有密切关系。胡颖在《细故不应牒官差人承牒官不应便自亲出》文中，就明白指出巡检周氏不仅因催科引惹民间反感，更利用乡民彼此因细故兴讼的机会，亲自差弓手、土军下乡，任意捉拿百姓，将当事人以重案方式加以处理。（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细故不应牒官差人承牒官不应便自亲出》，第27、28页。）这些巡检、县尉率领吏卒下乡，食用均取之百姓，形成地方上极大的负担，由于他们的行径与盗贼无异，因此，所过之处，鸡犬皆空。（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责罪巡尉下乡》，第28页。）至于像吴势卿在判书中，指出江南东路的安仁一带，百姓因积欠摊盐之钱及田租，通判乃派专人责成县尉、巡检，差派弓手下乡催缴，却由于处置过当，造成“数十家被摊盐之扰，离散破荡，如遇巨寇”及“数十人被监租之苦，锁缚拷掠，不啻重辟，侧然为之流涕”的局面，追究其原因，正是“弓卒肆行，乃倅厅专人所致，专人妄作，乃倅厅案吏所遣。”（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禁战摊盐监租差专人之扰》，第34-35页。）胡颖在湖南的书判中，也指出县尉、巡检利用民间为田产诉讼的机会，以土军、弓手为爪牙，“幸有一人当追，则恨不得率众以往，席卷其家，以为已有”，至于事理是否合于情，则完全不管。以至连诉讼的证人罗闰一家都受牵连，遭受无妄之灾。（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不应辄差下乡骚扰》，第438页。）乐平县官则凡事必欲差巡、尉，驱使弓手、寨兵追扰百姓，对地方造成极大的灾难。此外，上级的勒索，也常迫使这些有武装力量的弓手，转而压榨无辜百姓，当然会招致讥评，真德秀就曾说“闻县丞、簿、尉等官，亦有不俸给去处，里巷谚语至有：‘丞、簿食乡司，县尉食弓手’之诮，丧失廉耻，职此之由”。（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卷6《申尚书省乞将本司措置俸给颁行诸路》，第19页下－20页上，四部丛刊本。）由此可见弓手的作为会引起反感的原因之一，显然与他们长官的作风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