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职役负担下的弓手
    宋代的职役是百姓的重要负担。它虽承秦汉以来的徭役，但从职名来看，却是以往郡县掾属、胥吏和乡官的变相，与兵役、力役的关系不大。唐末五代，兵灾扰攘，为政者竞相争战，役民之举频繁。宋太祖为了改变无节制地役使人民的弊习，于建隆三年（962），下令“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并命“令佐检察差役，有不平者，许人民自相纠举”，（注：《文献通考》卷12《职役》（台北：新兴书局影印武英殿本，1963年），第127页；参考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第6-7页。）进而遵循后周显德三年（956）之令，订定五等户制，作为区分百姓的准则。不过，这时候的等级划分，只是作为植树的标准，（注：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1编《宋朝阶级结构综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页。）后来，也曾订定五等户的职役摊派标准，但可能由于基业初立，版籍散乱，标准颇有分歧，缺乏全面实施之条件而难有定制。（注：王曾瑜即列举宋初同时出现三等、五等户与九等户之制，见前引书第15-16页。）到太平兴国五年（980），京西转运使程能再提出“诸道州府民事徭役，未尝分等，虑有不均，欲望下诸路转运司，差官定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第2页下。）此议经多次讨论后，至淳化五年（994），宋廷正式下诏各县“每岁以人力、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条，第9页下。）户等与职役的关系，至此才大致确定。
    从弓手转隶县尉，到成为民户的职役，其间有一定的过程。建隆三年《置县尉诏》中，虽然显示宋廷对县级弓手的人力有所规划，但宋初对于弓手的记载，只见“诏以盗贼渐息，减诸县弓手有差，令、尉辄占留者，重寘其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十一月辛巳”条，第211页。）及“命诸州置县尉、弓手营舍”（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五月”条，第1149页。）而已，这与胡宿所说：“国朝旧制，天下县邑所置弓手，本防盗贼，选人才会弓弩者充。初五年限许替之文，盖欲其年深，习惯武艺，又周知山川道路险易、奸寇窟穴之所，若有盗发，易为擒获”（注：胡宿：《文恭集》卷7《论弓手替换》，第13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话一样，只是涉及弓手的角色与县尉、弓手之间的关系，未涉职役负担。可见，马端临所指“国初循旧制……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各以乡户等第差充”的说法，只泛指北宋初期，没有明确断限。
    从现有宋朝史籍中，首次见到弓手涉及职役负担的记载，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当时太常丞乞伏矩在奏疏中指出“川界弓手户多贫乏，困于久役，州县拘常制不替，以至破坏家产，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不曾离业，却有年限，弓手系第三等户，久不许替，深未便安。乞自今满三年与替，情愿在役者亦听，其第三等户不足，即于第二等户差充”。（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第1669页；《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61。）这条资料显示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第三等户成为弓手，在四川已有相当时间，而且成为病民的要素。由此推测淳化五年（994），宋廷正式下诏各县，依人力、物力定差时，应已含弓手在内。
    弓手成为百姓的职役负担之后，便常因时空环境的转变而在人员编制及性质上有所变化。首先是员额编制随地区、户口及境内治安因素而异。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的诏书中说明每县添差弓手的人数是视户口数的多寡而定的，从五十人至十人不等，（注：雷家宏：《宋代弓手述论》，第65页。）然而，这一规定只是个原则，实际人数常视情况而异，如乾德六年（968）的诏书中就指出“贼盗渐息，逐县弓手稍多，宜复差减”，（注：《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60。）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规定“一万户以上七十人，七千户以上六十人，五千户以上五十人，三千户以上四十人，二千户以上三十五人，一千户以上三十人，不满千户二十人”，（注：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13卷，中华书局，1990年，第11页上，总第7893页。）人数较之建隆三年（962）的规定有明显的增加。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又以密州岁饥多盗，增属县弓手各二十人。（注：《续资冶通鉴长编》卷113，第2643页。）南宋时期，以江阴作防卫重地，为“销奸宄安善良，为江壖之保障，曾设二县尉及置弓手二百人”。（注：袁燮：《絜斋集》卷9《江阴尉司新建营记》，第16页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次，随着宋与邻国关系变化，边境地区弓手的身分也常超越差役的属性。如宋夏关系紧张时，夏竦和苏绅建议“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第2912页。）及“请增尉员，益弓手籍”。（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第2953页。）康定元年（1040）六月，宋廷为强化西北边境的防御力量，诏令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盗贼，将之纳入乡兵体系中，接着又扩及川陕、广南、福建以外的路分。（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第3020页；又见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12（中华书局，1989年）第240-241页。）为了有效管理，建立制度，颁布《弓手、强壮通制》。（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第3058页。）庆历元年（1041）遍令天下各增募额外弓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第3014页。）一连串的诏令和实施，显示弓手除了担任维护境内治安的差役工作之外，也被籍为民兵或召募为就粮禁军，从事防御外侮的任务。这些额外弓手既是增募而来，说明在职役之外，也出现雇役的情况。到南宋，雇役与职役的弓手同时存在。
    其三是役期的限制。宋廷规定百姓受差弓手者，每岁齐集县尉司，教阅一月后，归各地执勤。（注：黄繁光前引书，第39页。）弓手的服勤时间，在宋初“无年限许替之文”。（注：胡宿：《文恭集》卷7，第13页上。）这是宋廷鉴于地方百姓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为了让他们熟练武艺，便于掌握地方情势，维护治安而定的。但参与地方性治安维护的弓手，除了每年定期教阅、训练活动之外，当盗贼出现或变乱发生时，县衙需倚之从事缉捕的重任，任务繁重、劳逸不定，不免疏于家业的经营与维持，如果无限期的担任此一职务，自然影响家庭生计。因此，自真宗以来，弓手的任期问题，成为朝臣讨论的焦点，乞伏矩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奏章中，就指出“四川弓手困于久役，州县拘常制不替，以至破家产”，建议除自愿者外，凡服勤满三年，就可替换。（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第1669页。但恐豪民雇用惰农代役，无法执兵仗，维护治安，仍禁雇人代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第2207页）。此策殆只行于四川境内。《淳熙三山志》称“〔弓手〕除广南外，不得替”。见卷13“版籍类州县役人”条。）仁宗明道二年（1033），宋廷允范仲淹所请，让弓手服满七年后，可以归农。（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第2648页。）后来有些地区的官员采取权宜之策，“不问贫富老少勇怯，才及七年，本县便一例差替，多是不申州长吏体量”，甚至不到七年就替换；由于实际差异颇大，产生“新募弓手生疏，不堪捕盗”，及“一为弓手则不能力农”的两难窘境与弊病，（注：《文恭集》卷7《论弓手替换》，第13页下。）宋廷为此又规定除广南、益、梓、利、夔路三年一替外，余处并不差替。（注：蔡襄：《端明集》卷26《乞诸州弓手依旧七年一替札子》，第7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陕西、京东西路新置的弓手则是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户代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仁宗康定元年，第3041页。）弓手后期的变化与讨论，不仅反映时空因素对役期执行的差异，也说明弓手在公私领域的矛盾。（注：相关役期的变化与地区性的差别，可参考《淳熙三山志》卷13《版籍类四》第11页下－12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