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的遗产属于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把它变成一种特殊的知识，从中汲取实践或精神活动的因素，用它来对著作者和杂志的发展进行一般说来很有启发性的分析。但有谁相信精神的发现可能随之产生物质的传输？革新不是物质的遗产，而是永恒演变着的动力场中的不断重新界定的过程。各种历史问题既产生自这门学科以往的一连串实践活动，又产生自各学科群的当前概况及社会知识产生的时代条件：在所有的书籍中，历史学家的著述生命最短。
    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1929年曾感叹说：“墙是如此之高，以至常常挡住了视线。”消除对知识的阻隔，象F·布罗代尔在1969年所说的“在已具雏形的各种革新的范围内”承担以及“可能是去冒一切经受到的风险”，这便是对本刊创建以来就立志实现的宏愿的忠诚。至于其他，无非是不断需要重新规定的时代的产物。1989年是《年鉴》杂志诞生60周年：它是否成为作出或本着同样精神拒绝一些人向我们建议的那种僵化与解体之间的选择的好机会？本刊这一期汇集了响应我们在1988年发出的号召（1988年8-4月号社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第291-293页）而撰写的第一批文章（其余将在以后陆续发表），它表明我们想要扮演的角色。本刊既不是学派，因为学派变成为宗派或团体的相应危险太大了；也不是信箱（即使是名誉的信箱），而是进行实验的场所。
    描述正在进行的各种研究的富有成果的争论园地，使新的问题和众多而分散的研究园地试图界定的新的工作方法升华为结晶，建立历史学家的职业及其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赖以为基础的新基地：如果我们的宏愿在集体的思索和工作中得不到反响和支持，那么就是空泛的。因此，必须从现在起就草拟出我们希望大家沿着其前进的主轴。这些主触构成本刊编辑方针的基本原则。它们将促进共同的事业。
    无论是史学研究对象的编年势态，抑或它的分析方法和文献考证性质，都不足以构成它的独特性。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家提出了同一长串对现代的评论和疑问相关的问题，而且今天向相邻的各门人文科学借用了许多方法。反过来说，当经济学家确定18世纪的价格变动，或哲学家研究闭关自守的结构产生时，他们会发现古代有着比今天更加丰富的各种偶然事变。但这与其说是富有凝聚力的历史学，毋宁说是几乎无所不在的它的应用领域--研究过去。
    那么，历史学家在教会了所有人发掘和利用古文献的方法之后，除了向各门人文科学的共同实践活动开放自己的领域之外，难道就无事可做了？危险在于在历史学领域里能见到的只是研究过去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那么历史学和经济学就不再有什么值得相互学习的重要东西：革新的传播是以潜能的差异为前提的。在社会科学阐明世界的能力看来受到的一些人怀疑的时刻，必须用貌似荒谬的方式来确认学科的身分。我们将在后面再谈到这一点。
    在这多样的活动中，探索时间机制应该成为历史学的特殊贡献。《年鉴》派历史学家率先反对编年史和实证主义史学的线性时间观，强调社会时间的复杂性，并赋予长时段以特权地位。今天，对事件的注意和某种特定的历史主义的再现表明，最初的直觉即将耗尽自己的效能。历史不同侧面层叠的譬喻和对长时段的特别关注，这本身就包含着忘记新事物赖以突然产生的过程的危险。在自动组织理论重新发现未来既很难预见又完全包含在过去之中的时代，只有历史学家独自保持沉默。如果我们注意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仍然是很难捉摸的，那么应该说，这种沉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想到时间也许是历史学的唯一真正的特殊对象，那么这种沉默是错误的。
    拒不在某个系统的现实状态中寻找必将产生的变革的机制，势必把变化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因素。我们看到把这种关键的变量置于自身以外的外部因素中的历史解释有着某种逻辑的困难。相反，注意过程则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的：人类的时间性是多样的，年代顺序的吻合不足以确立真正的同时代性，差距是创造性的东西。这是因为一个社会总是部分地撇开它的正式组织而运转，一种经济只是部分地具有使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结构状态（或者毋宁说，这些范畴十分死板，使人很难有演进的思想）。应该假设我们可以在各种形式、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多方面的差距中找到演进的根源，这种演进既不是异速增长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恰恰是历史的，亦即是不可逆转的、不可预见的和特定的。应该假设每个社会都处于一个自身构建的不断过程之中，我们只有通过对这种运动的分析，才能找到同毫无价值的事件叙述或者按照一些先定范畴的框框作同义反复的描述彻底决裂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