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占主导地位的形式而言，社会史一开始就被看做集体和多数人的历史。它过早地专注于从简单（或简单化的）而大量的可计量指标出发来衡量社会现象，并试图建立各种分布图和演变曲线，进而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评论。大量的资料被这样集结在一起分析。但随着研究本身的发展，数据的积累超出了解释的意愿或者有时甚至是对解释的关心本身。如果数字化的描述构成本质，那么为了赋予它以证明力，就必须假设所获得的结果符合于某些实际的事态。赋予比较容易数量化的结构比关系更优先的地位，各种范畴的物化，看来合乎逻辑地成为正在进行的尝试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人们长期以来对价格史的偏差或对过去的社会一职业范畴的分析一开始就使用的方法感到担忧。同样，人们一想到特别是在法国流行的那种方法，也不免忧心忡忡：我们过分热衷于把历史实在的不同侧面并列起来，按照经济史所提出的大的分工来划分社会范畴，然后把文化活动塞进这样构成的社会-经济图表的框框里。一种平庸的社会图解法应运而生，但很快证明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发展大数据库（人们以为它们越是包罗万象，就越接近现实），或者是运用因子分析方法以及比较高级的大统计图表描述技术，一时间被当做万灵妙药。实际上，它们走进了死胡同，导致了一种把历史学家与史料以及文献与过去的关系简单化的观念，造成了分析性结构的物化。
    社会不是简单的物。当前的许多研究表现出一种共同趋势，即试图脱离曾经统治社会科学的两大模式--功能主义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转向可以重新引入回忆、学习、不确定性、作为社会博弈核心的谈判等概念的战略分析，这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在今天的各门社会科学中起着核心作用的这些概念是值得很好思考的。它们提醒人们注意，社会对象不是具备某些特性的物，而是处于不断适应之中的集合体内部的变化着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即使是最简单形式的经济交换，也是以合法构成的协议或者可供选择的各种协议之间的先决仲裁作为前提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属于商业平衡的范围，而是同思维表象和社会关系有关，它们都进入长时段--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把它同现实联系起来并加以扭曲的长时段。社会的认同性应该被看做在社会角色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面前不断构建和变形的动态的实在，只有考察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过程中的发展才能理解的形态。同时，政治的规定性不能同不断重新分类的各种不稳定力场的组织分割开。行使权力是对善于开发某种势态的潜力和利用作为社会博弈的特征的暧昧性与压力的人的奖励。
    这些关系属于某种动态运动；只要人们为了揭示它们的组成因素而试图把它们固定在某个特殊环节上，它们就会被忘记分析。这些过程构成历史学对象本身，各种社会角色正是借助这些过程，沿着他们想做的东西和他们意识不到正在做的东西的轨迹，不断地重新规定社会组织。人们不会承认这些过程是先验地决定的。例如，人们不会一下子提出一个群体的行为与它的社会构成和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两者似乎各自独立和平行地活动着。但恰恰是这三极之间的关系的构成方式，成为历史学家应予以解决的任务。《年鉴》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既不应被理解为鼓励人们把总体的历史同某种算术的和混为一谈，也不应被理解为鼓励人们去寻求社会经验的不同层次之间的相连接的规定性。正确地说，经济的因素来源自文化的因素，正如社会的因素来源自经济的因素一样。一切社会都是作为保持这三个范畴（只有使用价值）之间的等量的系统而运转的。应该把分析这些等量的保持方式看做理解社会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源泉。
    历史学象其他知识一样，在如何越来越紧密地与历史过程保持一致方面没有什么进步。缺乏信息并不是主要原因。对史料的批判与其说确立了同实在某种程度的相符性（一度曾经使用过的镜子的譬喻，在这个问题上纯属欺人之谈），毋宁说评估了文献的内在特点，并规定了需要将问题应用于其中的范围。其原因应从其他方面寻找。一方面，一个社会过程同许多个人的和不可约的存在经验相关。另一方面，历史学象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永远只能产生评论和理解模式。从整个现代人类学思潮所发展起来的将社会比作文字作品的譬喻中，至少应该汲取两个概念--多义性和读者积极参与意义的产生。从模式化中，应该领悟到一部优秀的历史书是一个彼此牢固地连结着的解释性语句的系统。
    因此，历史学不能局限于发现自己的问题，赋予各种问卷以现实意义，把相邻学科的疑间变成自己的疑问，或者使某种社会要求明确地提出来。它同时构建着自己的对象。一篇史学文章或一本史学书籍不是实在的概括复制，而是根据最初的假设和预定的实验规则祛除了自己的不透明性的结构的表述。这也就是说，它是可以从不同的理解原则或新方法出发加以修改的构造。但它又是具有特定规定性的构造，因为构成它的语句必须既不同可掌握的资料发生矛盾，又符合内部前后一致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