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学的对象不可能是从外部添加的，如果它不应该封闭在先验的范畴之中，那么恰恰是研究方法本身或者实验的程序构建着这种对象，并使它变得可以为人所理解。历史知识取得进步不是依靠总体化，而是依靠（借用摄影的比喻来说）镜头移动和变焦。以往没有从这种事态中引出全部结论。属于每个历史学家知识库的一项技术--分析时间系列，应该可以促进这方面的进步。要理解一个随年代变化而改变的数量的每时每刻的值，我们就会去分解系列，将它连续地分割为例如诸种多世纪的变化、长期运动和周期性波动，而这些变化、运动和波动的走向和速度则是在每个时间层面上随着特殊的因果关系而不断更新。为了观察社会过程，需在各个观察层面上推断出变化，这构成上述同类型的一种方法。对视角作不同调整，既会显示出新的面貌，又会突出所掌握的概念范畴的局部不适应即缩减性，提出新的解释原则：在每个认识层次上，现实的网状结构图以不同方式显示出来。这就要求，除了方法以外，必须对观察者及其进行分析的手段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注意。要深化提问、研究方法和对现象的观察层面之间的可接受的适应形式这个基本问题，必须打破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贫乏对立。除了解释原则之外，这必然要求强调，在各个分析层次之间，不存在对立，而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每个分析层次形成了特殊的解释层次（这说明为什么象微观史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以解释性变量的同质性为前提的代表性问题，而是普遍化问题）。这样，历史的综合通过确立新的对象来实现，而新对象所包含的层面的变化要求各种假设（它们的集合构成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在某一个层面上受到检验的解释原则不能成为同另一个层面上确立的原则相对立的论据。探索现实的多样性不能借助减少大量因果联系或寻找单一的理性假设原则来达到。同简单化相比，史学模式应该宁可选择复杂化；它们应该反对贫乏化，选择丰富性，这是能够揭示社会过程复杂性的唯一手段。
    这样做就必然需要对跨学科研究的手段和目的作重新界定。自《年鉴》创立以来，就以跨学科研究的名义提出历史学家有权利和义务超越学科的局限，利用社会科学乃至生命科学所提供的一切资源。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学即是博大的智性的历史学，它也许是《年鉴》杂志带给史学界的最宝贵的贡献。我们并不想割断这根红线，而是想更好地说明今天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东西，以及如何去做。
    跨学科研究是各种专业化的科学实践活动之间关系的一种形态。这些关系及其性质、功能、效应是由各学科之间在某一特定环节上的既存关系以及这些学科的自身演变调节的。本世纪初以来，各学科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迪尔凯姆及其门徒梦想围绕各学科共同的一种方法建立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稍晚的一代学者，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以及继他们之后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把他们完满地称之为精神活动的“消除阻隔”的原则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由于对知识的强烈渴求而产生的通常是不规则的借用，在他们看来是法则。但是，历史学家的领地的迅速扩张，他们所取得的新领域的增多，导致了未曾料想到的危险：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阻隔，但它不再发生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而是在新的专业化掩盖下发生在我们这门学科的内部。昨天，人们谈论的是历史学的“爆炸”。今天，问题已以不同方式出现了。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一种重要范型不再指望左右，或者退一步说统一社会科学。历史学正在投入重新界定它的规划和实践活动（本刊这一期即是证明）的工作，但我们要着重指出，它并不是唯一处于这种情况的学科，也许可以说它是社会科学中最少受到规范严格限制的学科，它是第一门公开表达自己的疑问和不确定性的学科。在1989年，任何一门学科无论如何都不能企求取得对社会科学的精神上的或者制度上的独霸地位。
    这种状况并非必然是可悲的。也许它比任何时候更少令人担忧，因为专业化的局限影响从来没有这样微弱。不仅是某种共同文化的因素从今得到了传播，而且研究的实践越来越多地要求利用很少受既有界限阻隔的技能。今天，人们更多地是在虽然有界限、但人们力求在其中把作为分析对象的现实描述得比较复杂和丰富的工地上工作。在这样的工作中，一切手段都是有用的，学科问题几乎不再提出。
    然而，这种积极的实践活动也包含着危险。首先一个危险在于孤立的个人经验无限增多，每个研究者根据这样的经验最终决定他们个人的炼丹术的法则：由此造成了一大堆不可重复产生的即兴式的研究，其成果既是不可比的，又是缺乏积累性意义的。第二个危险是，跨学科问题的这种经验解决办法使人盲目相信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每个人可以各取所好，似乎借助这种概念和方法的流通就足以保证同事实吻合。
    我们觉得事情恰恰相反，现在把跨学科研究重新作为问题提出是十分适时的。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遍问题（在这方面，事态目前正在发展），而是作为最平常的史学实践问题提出。我们想进一步指出，不应该象大家要求我们做的那样，从同源或趋同的角度来思考学科间的关系，今天有用的倒是强调它们的特殊性甚至彼此不可还原性。这看来近乎荒谬，但只是表面如此。每一项科学实践活动无不从一系列接受过验证的假设出发来构建实在。由于它们的习惯和概念工具彼此不同，因此提出的对象不能相互复盖。由此产生了许多好处。一方面，问题以及实践活动的冲突有效地提醒人们注意对社会的一切分析工作的完全实验性。另一方面，无论是精神活动或其他，革新总是以差异为前提的。如何忘掉日积月累的传统的包袱，如何忘掉业已接受的思维范畴这“长时段的樊笼”，以产生新的知识？只有依靠跨学科研究，因为它能使我们有多种视线，保证以批判的眼光对每一种描述现实的方式保持距离，从而使我们也许不致成为任何一种方式的囚徒。它应该帮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思考。
    （译自法《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