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先生在《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中，对商代社会结构有许多精到的创见，但在“百姓”古义的理解上，却误从郑玄之说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
    “我们认为在各种说法里，郑玄和郭沫若的说法最接近实际。‘百姓’在西周、春秋金文里都作‘百生’，本是对族人的一种称呼，跟姓氏并无关系。在宗法制度下，整个统治阶级基本上就由统治者们的宗族构成。所以‘百姓’同时又成为统治阶级的通称。”[5]（P312）
    “在宗法制度下，统治者可以把全国各宗族的人都看作自己的亲属。上引《吕刑》的‘族姓’，显然就不仅仅是指王族的族人而言的。……所以‘百姓’一词既可以指本族族人，也可以泛指全国各宗族的族人，也就是整个统治阶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5]（P314）
    “根据一些可靠的史料来看，商代的统治阶级也是称为百姓的。这说明在商代，商族和异姓贵族各宗族的族人，基本上也都属于统治阶级。”[5]（P314-315）
    后来，朱凤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也采用裘说，“西周金文中的‘百姓’从铬文内容看，可以用来指本族族人，也可以指没有亲族关系的其他族的族人。……旧解或将‘百姓’释为‘百官’，其说不可信”[6]（P14）。
    因为裘、朱两位先生在古文字学界和古史学界的地位，这种对金文中“百生”的解释，现在影响很大。
    但是，对于这种解释，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如下几点商榷：
    第一，这种解释的出发点“百姓，王之亲也”，其实是东汉时才出现的，因为郑玄不能正确理解《礼记·郊特牲》中和“百官”对举的“百姓”的意义，而提出来的一种个人见解，既没有其他经注可以互相印证，经传中他处出现的“百姓”也没有一例可以用“王之亲”能解释得更合理的。
    第二，就算“百姓”一词因为“姓”有“子姓”、“子孙后代”之义，可以在字面上理解为“众多的子孙后代”，因而可以转义为“族人”、“同族”。那么王固然可以把全国各宗族的人都看作自己的亲属，而称之为“百姓”，但属于其他宗族的人在宗法制度下是否也有权利可以把任何人都视为自己的族人，而称为“百姓”呢。也就是说，就宗法制度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使用“百姓”一词时是否有所指范围的大小不同？如果每个人所说的“百姓”是有不同所指的话，使用同一词汇怎能既指本宗族的族人，又泛指全国各宗族、甚至异姓宗族之族人呢？
    第三，裘、朱两位先生虽然都赞成金文中的“百生”相当于甲骨文中的“多生”，而且都说“百生”既可以指本族的族人，也可以指非本族的族人，但具体的看法又是有差异的。裘先生的意见偏重于指全体族人而言，所以在谈到卜辞中和“多子”对贞的“多生”时，说“多生应指王族族人”，而“多子”则“有可能指多子族的族长，也有可能指王族内直属于王的一些小宗宗子，或是指一些王子身份的人（不限于时王之子）”[5]（P318）。朱先生的意见则偏重于指这些族的族长，所以在谈到卜辞中“多子”“多生”对贞时说：“‘多子’是指多位‘子某’，其中当包括一些‘子族’的族长，则‘多生’亦是族长一类贵族。但同姓方可参加王室祭祀（沄按：卜辞中有“王飨”和“多子飨”对贞以及“多子飨”和“多生飨”对贞的例子，裘、朱两位先生均认为“飨”是对商王祖先的祭飨，而不是宴飨），所以‘多生’不会是异姓。这说明在‘子某’以外还有一些非‘子某’的同姓贵族与其亲族组织存在”[6]（P61）。实际上，考虑到金文中的“百生”和“里君”并举[1]（史颂簋，集成4232），又和“诸侯”并举[1]（兮甲盘，集成10174），把“百姓”理解为各族族长，比理解为各族的全体族人显然要更为合理。特别是兮甲盘铭中说，兮甲是受王命治理“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的，所以铭中提到的“我诸侯、百生”应该有很广的分布，恐怕是很难以王之亲属来涵盖的。其中的“百生”似乎不可避免地有很多是异姓宗族的族长。那么，“百生”的“生”为什么一定要认为是“跟姓氏并无关系”呢？
    我们如果换一个思路，把金文中“百生”的“生”和古籍中“百姓”的“姓”字，按《左传》、《国语》中的说法，仍旧和姓氏恢复联系，可不可以行得通呢？
    首先来看西周时代吧。这个时代已经有了数量较多的传世典籍，又有不断增多的出土金文和其他考古资料，所以有不少问题可以说得比较清楚了。
    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姓、氏之别还是很严格的，所以“百姓”的“姓”应该还是指的“姓族”，而不是“氏族”（按：这里说的“氏族”，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氏族社会的氏族，而是指中国古代社会中以不同氏名相区别的一个个宗族，即朱风瀚先生所说的“族氏”）。从西周社会实际来看，当时的确存在着众多的姓族。朱风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章第5节中，一共研究了14批周原的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认为它们“概述了西周时居住于此地的重要贵族家族之情况。诸家出身不同，且等级地位亦多有差距，但……皆为世袭封土、民人的世族”。他以这些畿内世族为例，勾画了西周世族制度的特点：（1）“世族之出身不限于姬姓周族族属，而是包括了诸多异姓”，“西周世族之发源，主要不是由血缘关系之因素而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2）“世族制度与西周政治关系密切之另一重要表现是族长世官制。”[6]（P371-373）请看，朱先生总结的这种由族长担任世官的包含了诸多异姓的世族，和文献上被解释为“百官族姓”的“百姓”，是何等的密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