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商代存在着可以称之为“百姓”的众多姓族，很难说和西周时代有根本性的差异。
    还应该强调的是，“官”的本义并不是统治者，而有社会公共职责的意思。所以“世官”也不只是世代相传的官位，而有世代承袭的服务于社会的专门技能的意思。从原始社会氏族到后来的宗族往往都各有其专门的技能以图自存，并可以依仗这种技能而投奔新的联合体。在商周之际，原属商的“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15]（《周本纪》），原居于微的微史家族的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1]（墙盘铭，集成10175），世代为史，都是很好的例子。据《左传》哀公元年的记载，夏少康的母亲，逃难到有仍氏，生下少康，做了有仍氏的牧正。后来又逃奔有虞氏，做了有虞的庖正，娶了二姚，在纶地立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是时代更早的例子。当黄河流域酋邦林立的时代，最先发展起来的原始国家，并不是一味靠征服来增强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首脑人物的能力和品德使异姓的宗族纷纷归附，从而凝聚多方面的人才，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迅速提高自己的实力，成为更大规模的、更稳定的方国联盟的坚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领袖是否能以个人的“德化”团结起一大批不同姓族的有各种专门社会技能的宗族，是从“酋邦”走向国家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因此，可以说“百姓”的概念，是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同步形成的。这里，可以把《尚书·尧典》的神话性描述，作为理想国家的形成典范来看。当舜即帝位后，让四岳推举禹（姒姓）做司空，从事平水土；弃（姬姓）做后稷，从事农业；契（子姓）做司徒，从事教育；皋陶（偃姓）做士，从事司法；垂（姓不详）做共工，从事制造；益（嬴姓）做虞，从事环境管理；伯夷（姜姓）做秩宗，从事祭祀；夔（姓不详）做典乐，从事音乐；龙（姓不详）做纳言，从事信息沟通。也就是发挥各姓族之长，处理好社会各方面事务，才是理想的圣主。
    因此，我认为恢复“百姓”的本来意义，即“百官族姓”的本义，对正确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也就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要附带说明一下：
    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分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奴隶首先是出现在宗族内部，成为宗族的组成部分的，而不是在宗族以外的。这种宗族内部奴隶的存在，逐步影响到宗族内部的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成员，也出现了身份的等级化。即夫对妻的统治，族长对族内其他成员的统治。从而各宗族的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层级化。但只要不是奴隶，所有各宗族的成员（至少是全部男性成员），都是“众”。因此在商代并不存在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的商族平民，在殷墟地区实际上也不存在这种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的平民的墓地。至于奴隶自己是否可以成家，尚无文字或考古遗存可以证明。他们死了之后是不能进入墓地而有自己的墓穴的。到西周时期，从金文可以证明宗族中仍包含有奴隶，但奴隶有以家为单位计算的。这种家开始应该是小型的个体家庭，这种家庭有没有可能在原有宗族之外发展成较大型的家族或宗族，尚无可靠的证据。保持宗族组织的各宗族，社会地位的层级化想来是日益加剧的。但只要不是原有宗族解体，失去独立存在的资格，即所谓“亡氏”，其成员仍保持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当然宗族中的成员不可能都得到士以上的贵族地位，因而应该是士庶同存于同一宗族之中。随着宗族的不断分衍，想必会有很多分族连族长也只是庶人，因此“百姓”一词的含义就越来越模糊，终于成为庶民的同义词了。
    另一个问题是卜辞中和“王”、“多子”并卜的“多生”，很可能并不是“百生”的同义词。如果“王飨”、“多子飨”、“多生飨”都是指在对商王祖先进行的祭飨，那这里的“多子”只限于和商王有血亲关系的诸宗族族长，“多生”的“生”就应解释为商王的“子姓”，即指商王的众多子孙后代，而不涉及其他宗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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