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立独行的洋报纸
    1936年，埃德加·斯诺北上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后撰写《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 over China），首次全面介绍了中国红色区域的真实面貌。1938年3月1日，该书中文版发行，定名《西行漫记》。斯诺正是《密勒氏评论报》派出的记者，而他采访毛泽东的文章及拍摄的那幅闻名世界的照片最早也是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密勒氏评论报》主要刊载有关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政治时事新闻和评论，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著名人物以“名人传记”的形式进行大量采访报道，为中国近代政治史、社会史乃至远东国际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
    《密勒氏评论报》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美国人密勒（ThomasFranklin FairfaxMillard）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周刊，每逢周六出版，辟有 “社论”（Editorial Paragraphs）、“特稿”（Special Articles）、“一周要闻”（NewsSummary of the Week）、“中国名人录”（Who'sWhoinChina）等固定栏目，每期篇幅在50-60页。1918年底改由密勒的大学校友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Benjamin Powell）任主编，1922年11月鲍威尔收购报纸，兼任主编和发行人。如果参看《密勒氏评论报》的办报背景和报纸历任主编的办报理念，则不难理解这份报纸为何会在当时会突破新闻封锁，报道中国红色区域。
    “该报的创办,与密勒的新闻业实践有关，也与20世纪初美国势力向远东拓展有关。”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介绍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办背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遭受重创，地位下滑，而美国快速崛起，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越来越大。《密勒氏评论报》创办的1917年，正是美国宣布结束中立状态、参加世界大战的那一年。“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美国人的全球意识，激发了美国报人的全球情怀。密勒在上海先后创办《大陆报》与《密勒氏评论报》，最大投资者都是葛兰（Charles R.Crane，1858-1939），他是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大资本家、慈善家，曾任塔夫脱总统 （William HowardTaft）驻华公使，在中国与中东有很多投资。”
    《密勒氏评论报》奉行的是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始人、美国新闻学泰斗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1864-1935）的新闻理念。威廉主张：新闻事业是一种专门职业，其成功之道在于敬畏上帝和尊重人类，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正确、公正，符合社会公益。这些见解被认为是新闻记者的戒律，镌刻在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的铜牌上，在国际新闻学界有巨大影响。《密勒氏评论报》前后三任主编，即密勒与鲍威尔父子，以及供职于该报的记者斯诺等人，都信奉威廉的新闻理念，并身体力行，主张“拿出证据，眼见为实”；反对强权，反对压迫，崇尚平等，同情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鲍威尔初见密勒时曾问：‘《密勒氏评论报》究竟应该刊登什么内容？’密勒回他说:‘我们高兴登什么就登什么。’事实上，《密勒氏评论报》并非如密勒所言的随意任性。密勒与鲍威尔皆是固守‘自由主义风格’、坚持美国世界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之人，所刊登文章以言论中肯、敢于仗义执言而著称。鲍威尔在那本著名的回忆录《我在中国二十五年》（MyTwenty-fiveYearsin China,New York:theMacMillan Company,1945。有多种中文译本）中，形容该报可以使‘任何人通过阅读，都能够获得本地的，中国的和远东地区的公正而完整的消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该刊反对西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以及抨击日本侵略方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徐涛介绍。
    这种新闻理念贯穿于密勒办报的始终。熊月之说，义和团运动期间，密勒被派到中国采访，因目击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暴行，同情中国，在报上谴责联军的犯罪行为。1911年，他在上海创办英文《大陆报》，因倡导世界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被商业倾轧，以致辞去报社主编、变卖报纸股份。“失败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一些西文报纸偏重反映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和动态，对中国本地事务关注不够，《大陆报》纠偏反正，加大对中国本地事务的报道，对中国辛亥革命、内地水灾均作大量翔实报道。这一革新，引起老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不满，遭到其排挤与打压。”
    《密勒氏评论报》延续了《大陆报》的品格，自创刊就不同于其他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它将“将远东局势之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将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定为办报宗旨，落实到中国，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在西方对中国还抱有诸多偏见的当时，这种以沟通中外为己任，还原一个真实客观中国的办报思想独树一帜，也尤为重要。“民国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新闻事业短缺或很不发达，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当局对新闻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或封锁，一些党派、利益集团片面强调其党派、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报纸的党派、利益集团特殊属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相关信息竭力进行有意识的遮蔽或歪曲。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力主新闻公正与超然宗旨的《密勒氏评论报》，便起到了其他报纸都无法起到的作用，或开辟新闻荒漠，使得一大批有价值的事件、人物为世人知晓，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记忆；或廓清迷雾，去伪存真，使得原先被遮蔽或歪曲的事物本相得见天日。力主新闻公正与超然宗旨，总比故意遮蔽或歪曲事物本相离事实本相更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有了这份追求，其结果未必如实全真，但可近真、逼真。”熊月之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密勒氏评论报》在存史之真、补史之缺、纠史之偏方面，在民国新闻史上，其价值独特无二，无可替代。
    “鲍威尔与其主导下的《密勒氏评论报》，同日本本无瓜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抨击日本最力，非个人生活于中国，继而倾向中国之故。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日本军国主义之种种暴行所能唤起的普世的正义感与同情心。在此意义上，鲍威尔不乏同行者。”徐涛认为，作为报纸主编，鲍威尔与许多“同行者”迥然有别，其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对于远东局势以及中国问题，观察之深刻、见解之精辟，不但超越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美国同行、学者，亦在许多中国专家之上。“外国的学者、名流，研究远东问题，有时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且只知以西方社会的眼光，评量东方古国革新的进程，以致常常发表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如此说来，鲍威尔及其《密勒氏评论报》又有极为特别的研究意义。”
    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袁家刚梳理《密勒氏评论报》时发现，该报常转载《芝加哥论坛报》的政治讽刺漫画，从这些漫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舆论，对于日本的暴行固然憎恶，但对于中国的认识也常常是刻板或包含偏见的。“而《密勒氏评论报》对于淞沪抗战的报道与讨论，意义除了公布事实之外，更在于纠正西方舆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认知偏见，为中国抗战赢得普遍理解与道义支持。”他介绍，除了刊登中国与英美作者对于中日战争的观点，《密勒氏评论报》非常注意其他国家媒体，尤其是日本国内的相关报道。“‘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24日的报纸就将中国、日本和西方媒体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导汇辑一处以作比照，并在此后形成惯例。‘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的次日，更是用了将近十分之一的版面报道日本报纸对于事变的各种观点。11月13日，上海沦陷的次日，报纸仍然转载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记者到日本搜集得来的军政情报。这一切都使读者不囿于单方的观点，而能立体地了解各方立场与用意。”
    至于《密勒氏评论报》对上海、中国口岸城市乃至在远东的影响，可以从其发行量上获得一些考证：近代上海有各种外文报刊发行，英文报刊类目尤其多，《密勒氏评论报》作为英文周刊，发行量一般维持在每期5000份。“保持这一份额在竞争激烈的上海英文周刊市场确属不易。据统计，1930年在上海的美国人有3280名，其中居住在公共租界的有1606名，法租界1672名。另据1931年上海全市各种英文周刊的印数及邮递数来看，《密勒氏评论报》每版印数为5400份，其中每期邮递数外埠为4750份。《密勒氏评论报》的发行量后期增至约8000份。”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等对《密勒氏评论报》发行量做了考察，他们还发现，《密勒氏评论报》的订户中包括一批数量可观的外侨，其中涉及传教士、商人、海关官员等；还有一大批研读英文的中国年轻人，分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以及北平燕京大学等院校，有一个例证可以表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收藏的《密勒氏评论报》原本来源包括：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罗氏图书馆）、沪江大学图书馆、震旦大学图书馆以及上海的美国学校图书馆等。还有一个例子很能体现《密勒氏评论报》当时的影响力。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7、1938年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在《华北鲜为人知的战争》（TheUnknown War：NorthChina 1937-1945）里曾写道：“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在1938年早期访问冀中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组织正在发展。（燕京大学）有三位年轻的外籍教师，包括我自己，决定利用复活节假期去那里去看看。”随后，他去了冀中，考察华北的抗日游击区，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林迈可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查阅1937、1938年间的《密勒氏评论报》，就会发现霍尔多·汉森与主编鲍威尔多有联系，他本人在1937年9月18日该报上就发表过题为 “China's War Supplies”（《中国的战争补给》）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