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上海抗战记忆
    对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意义尤为不同。
    “《密勒氏评论报》办在上海，其时上海已是中国特大城市，也是寓居外国人最多的中国城市，该报对上海予以特别的关注。举凡发生在上海、或与上海关联度较高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事件，均予报道与评论，诸如中外冲突、党派斗争、群众运动、金融股市、物价波动、建筑变迁、社会组织、流氓大亨、乞丐管理、禁止鸦片、礼仪民俗、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图书出版等等，无所不包。”熊月之认为，研究《密勒氏评论报》，对梳理上海的历史脉络尤为重要。当时的许多报道与介绍富有专业背景与学术含量。比如，1926年发表的一篇《上海建筑的显著进步:机械正在代替人力》，介绍此前二三十年间上海建筑的变化与发展，包括上海地质结构、打桩用料、高层建筑设计、设计与施工队伍的选择、新旧建筑比较等，相当清晰，对于了解上海城市建筑演变，很有价值。
    更为珍贵的是，《密勒氏评论报》真实地见证并记录了日本侵略中国、袭击上海时的种种暴行，并以积极的姿态反对日本，支持中国。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基础上，借助其他文献试图还原日军在多个领域造成的毁坏，比如历史所副研究员牟振宇所做的“日军对中国教育文化机构的肆意损毁”、何方昱所做的“日军轰炸下的在沪外侨境遇”等研究。
    牟振宇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所犯下罪行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谴责，其中最不可饶恕的便是日军对中国教育机构大规模肆意损毁。无论是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战争，还是1937年中日“八一三”淞沪战争，教育文化机构始终是日本重点袭击和摧毁的目标之一，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损失，也是世界文化的一大损失。“《密勒氏评论报》对于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文化机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不会放过，不仅进行有理而有力的大胆披露与鞭挞，而且控诉日本要对其罪行负全责。1932年2月20日，战争爆发不久，《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日本大规模破坏中国教育机构》和《中国在上海地区的损失》等报道，专门披露日军蓄意破坏中国教育机构的暴行。4月9日的一篇报道《暨南大学预估总共损失824000美元》披露了距离上海不远的真如有一所著名大学——暨南大学，在这次战争中因日本的袭击和轰炸遭受的损失。而日本在报告中称对该校‘毫发未伤’。战争中遭到彻底毁坏的齐泽大学（ChihTzeUniversity，音译）在1932年2月27日《被烧毁的齐泽大学——启动重建计划》得到详细报道。齐泽大学是上海一所著名私立综合性大学，其图书馆藏有大量价值颇高的中外文图书，还有一些中国文学和哲学的稀世罕见版本。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日军便将主要兵力投入上海的中国城区，齐泽大学便成为其中的牺牲品，被日军完全摧毁。日军四次袭击这所大学以致被毁的细节均见诸《密勒氏评论报》。”
    曾经珍藏数以千计罕见和无价的文艺作品和油画，被誉为“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Oriental Library）也在日军炮火中损毁。1932年2月20日《密勒氏评论报》的一位评论员发表文章揭露了日军的这一行径。“该评论员亲临现场考察，看到图书馆被完全摧毁，变为灰烬，仅剩下四根承重钢筋柱子。在烧焦的废墟中，他很幸运地发现了东方图书馆的一堆书信和6卷本手写工整的安亭历史巨著。”牟振宇介绍，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图书馆，其前身是商务印书馆商务馆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着手筹建图书馆，决定以涵芬楼旧藏为基础，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建起一幢5层大楼作为馆舍，定名东方图书馆。至1932年战争爆发前夕，东方图书馆藏书已增至46万册，包括宋、元、明、清版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还藏有比较齐全的地方志和中外杂志报纸等，其中不乏孤本。1932年1月28日晚，东方图书馆在日军炮火中完全被毁，馆藏中仅有5000册寄存在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善本古书幸免于难。
    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相比，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战争，仅仅是个开始。正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密勒氏评论报》遭遇了停刊。而这场战争一开始，这份报纸就颇受牵连。“《密勒氏评论报》通常每期有40-60页。但是，1937年8月21日出版的这期，却是薄得不成样子，只有16页。……由于我们的印刷厂正好处在中日双方交战的火线上，所有的印刷工人在战事发生后都跑个精光，去寻找安全地点藏身。这样一来，我们几乎遭到与其他几家报纸同样无法出报的命运。”这是鲍威尔在回忆录中写的一段话。尽管如此，《密勒氏评论报》还是坚持出版，并连续刊发有关日军轰炸上海的各类报道，包括记录伤亡外侨的名单。
    彼时，尤其是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舆论环境的恶化让报纸的生存压力倍增。从袁家刚的介绍中可以感受到那段历史的严酷：“1937年11月，中央通讯社、《立报》《民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中华日报》纷纷关闭或停刊；次月，《申报》与《大公报》亦宣布停刊。日本占领军甚至要求对两个租界内的排日、抗日言论，进行审查与取缔。由美国人经营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因同情中国抗战、抨击日本暴行，受到日方‘禁止邮寄’的警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也能找到相关报道——1938年2月19日该报详细报道了《社会夜报》的主办人蔡钓徒被日本人诱捕后，割下头颅挂在法租界电线杆上示众的案件。鲍威尔与斯诺等人都收到过亲日分子的恐吓信，并且在伪政府所要“驱逐”的新闻记者“黑名单”上名列第一。
    “如此环境下，《密勒氏评论报》不仅没有沉默，仍继续维持正论。1938年10月《申报》在上海复刊后，大量转载《密勒氏评论报》的抗日报道，盛赞该报代表着‘公正言论’。”袁家刚介绍，这一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在编排上颇多创设，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自1937年9月11日起，该报每期增设《淞沪会战大事记》（OutstandingEventsinthe Sino-JapaneseWaratShanghai）栏目，几乎是逐日记载上海战事的原委与经过，自10月16日起，栏目改称《中日战争大事记》（OutstandingEventsin theSino-JapaneseWar），并一直延续至1941年7月11日。这份《大事记》对于抗战研究的史料价值，当时即为人所认识并高度重视，1938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抗战丛刊》（第三辑），从报纸《大事记》中选译了大量关于沪战的内容。同年8月密勒氏评论报馆又出版了抗战一年以来《大事记》的英文单行本。淞沪会战结束不久，《密勒氏评论报》在短期内连续出版了三期与战争有关的增刊。
    扶植正论，留存史实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密勒氏评论报》留下诸多珍贵文献，而积极地纠偏反正则为史料的去伪存真做出了贡献。在徐涛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给20世纪的亚洲各国带来不能忘却的战争灾难。然而身处其间，日本的大国崛起却取得了当时世界列强的绥靖和默许。日本政府不懈努力推行的积极的对外宣传政策，将日本打造成“现代文明”国家，而将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各国塑造成为“野蛮”之地，很对西方列强的胃口。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很难不受其蛊惑，甚至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径。鲍威尔和他主导的《密勒氏评论报》与之迥然有别，在彼时彼刻显得尤为珍贵。“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为了寻求真相，鲍威尔就曾派报社记者前往山东、东北等地调查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所作所为。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他几乎最早预测并报道了日本人将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意图。他还曾亲赴东北采访战事，回上海后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这在当时的舆论场中绝对可以视为独树一帜、绝无仅有。”
    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至上海沦为“孤岛”的初期，有不少西方作家为《密勒氏评论报》撰稿，扶植正论：《出卖上海滩》的作者霍赛（Ernest O.Hauser）撰写了《英日在东南亚的对抗》；1938年采访毛泽东的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撰写了《中国的军需》；《红色中国的挑战》作者，1944年赴延安采访毛泽东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Guenther Stein）撰写了《日军想要什么？》；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裴婓 （Nathaniel Peffer）撰写了《复苏中的中国》《中国战败抑或战争刚刚开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史沫特莱（AgnesSmedley）撰写了《山西伤兵——中国沉默的英雄》。除西方作家之外，报纸也刊登中国作家的英文评论，例如林语堂初载于《纽约时报》的《中国能否阻止日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密勒氏评论报》杰出的时政评论人孟长泳（C.Y.W.Meng）在此期间就英美外交政策、日本军政策略、中国全民抗战的原因与决心等问题，连续撰写了近二十篇时论，理正词直，鼓舞人心。正如袁家刚所说：“东西方怀有正义感的作家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联手构筑了抗击日本侵略的舆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