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汉国家通过拜爵，形成维持社会治安的激励机制。在西汉初年，国家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的激励机制。国家将这种机制与拜爵结合起来。《二年律令·贼律》：
    儌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1]
    这是说缘边的人扰乱内地的社会治安，被视为盗，同时，对官员征发捕斩盗贼的人，通过拜爵一级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实际上，就是对维护社会治安的有功者的激励。其实，这种做法，在二十等爵创立之初，国家就开始实行了。《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曰：“谓告奸一人则得爵一级，故云‘与斩敌首同赏’也。”可见，在商鞅变法时，是将二十等爵与奖励军功以及维持社会治安联系在一起的。在对立军功者和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的奖励上，是没有差别的。在西汉初年，国家实行的以拜爵来鼓励人们协助国家维持治安的做法，这是对秦制的承袭。
    从《二年律令》的规定来看，国家为维持社会治安，而实行的拜爵，主要有：鼓励对盗贼的抓捕；鼓励对诸侯国间谍的擒获；鼓励捕获盗铸钱者。关于对盗贼的抓捕的激励，在前引律文中，已作说明。对于鼓励对间谍和盗铸钱者的捕获，还要详细阐述。
    西汉初年，国家分封的各诸侯国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这些诸侯国，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权潜在的，或公开的威胁势力。他们经常派间谍到中央政权的直属郡活动。固然，间谍活动是要刺探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然而，间谍的活动也对国家治安秩序产生影响。《二年律令·捕律》：
    捕从诸侯来为间者，（拜）爵一级，有（又）购二万钱。不当（拜）爵者，级赐万钱，有（又）行其购。[1]
    由此律文可知，当时国家以拜爵一级为激励机制，鼓励对间谍的捕获。显然，这种做法，对维护国家直属郡的社会安定，是必要的措施。
    西汉初年，国家对于扰乱经济秩序，主要是盗铸钱者，国家也以拜爵的方式鼓励对这些人的擒获。《二年律令·钱律》：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1]
    很明显，西汉国家对擒获“盗铸钱者及佐者”的鼓励做法，与捕获盗贼和间谍的鼓励是相同的，都是拜爵一级。这种激励机制不仅可以限制盗铸钱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中央政府控制铸币权也是很有利的。
    西汉国家，固然是通过拜爵一级的方式，形成对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激励机制。但是，国家对维持治安有功者的拜爵，并不是无限制的。前引《二年律令》：“其斩一人若爵过大夫及不当（拜）爵者，皆购之如律。”这就是说，国家对维持社会治安中立功者所拜爵位不能够超过大夫级。在二十等爵中，大夫爵以下，属于小爵范围。
    西汉初年，拥有小爵的国家编户与拥有侯、卿、大夫爵者，在获得的权益上，相差明显。这种有爵者在权益上的差别，表明这些小爵的拥有者，无疑都是属于国家的下层平民。因此，西汉国家对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的拜爵措施，只是实施在下层平民中。这些下层平民是广大的社会群体。这种做法表明，西汉国家是要通过维持社会治安的激励机制，使社会中的下层群体与二十等爵紧密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持社会治安的稳定，并且，也使社会下层群体在二十等爵的秩序中，明确自身的社会地位，因而，这就更有利于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三）西汉国家将二十等爵与危害治安惩罚的制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初年，国家为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确定了对危害社会治安者以及对维护治安不尽力者实行惩罚的制度。在这种惩罚制度中，引入了二十等爵的内容。《二年律令·贼律》：
    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1]
    这条律文说明，西汉国家，要保护二十等爵形成的等级秩序，维持按照爵位高低建立有序关系。对破坏这种关系者，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对二十等爵秩序的维护，还表现在对危害高爵者人身安全的惩处上。《二年律令·贼律》：
    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1]
    这就是说，国家官员为国家事务，也不允许殴打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者，否则，“黥为城旦舂。”这种惩处，可以说是很严厉的。由此可以推断，在正常情况下，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者的人安全就更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了。这说明，西汉初年，国家确立了对高爵者的人身安全的保障制度。虽然这项制度只限于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者，可是，还是有利于保证二十等爵范围内治安秩序的稳定。
    西汉国家为维持社会治安，还将以停止赐爵的惩处的做法，与限制违法活动联系起来。西汉时期，国家的编户齐民都可以获得爵位，可是，失去自由人的身份，就失去了获得爵位的权利。《二年律令·爵律》：
    当拜爵及赐，未（拜）而有罪耐者，勿（拜）赐。[1]
    这就是说，国家规定可以拜爵者，一旦被处耐刑，就使其失去了拜爵的机会。这显然是一种严厉的处罚，因为爵位在当时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获得权益的依据。正因为如此，这种惩处，对有爵者和无爵者，无疑都可以起到约束作用。西汉国家将犯罪与爵位的丧失联系起来，还表现在爵位的继承上。《二年律令·置后律》：
    当有罪耐以上，不得为人爵后。诸当（拜）爵后者，令典若正、伍里毋下五人任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