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达到“睆老”标准的，只服正常人一半的徭役。这种做法，当然也是对老年的优恤。这种优恤与“免老”一样，都是以爵位来区别差等的。如前所述，只是在大夫以上没有睆老的规定，说明到五十八岁，大夫爵以上就免除了全部的徭役，就不必要再做睆老的规定。可见，在对“睆老”的优恤规定中，二十等爵也具有明显的决定作用。
    对老年人赐予王杖，也是国家养老的重要体现。关于王杖，《续汉书》卷九五《礼仪志中》：“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续汉书》中所说七十岁受王杖，只是大夫爵以上的年龄标准。在小爵和无爵者中年龄都高于七十岁，并且，有明显的差等。王杖是年过七十岁老人获得权益的象征。武威王杖十简中，有具体权益的规定。如：
    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显然，拥有王杖者，可以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汉初年，由于爵位的不同，大夫以上爵以及在小爵范围内和无爵者，获得王杖的年龄存在差别，因而，在较高社会地位的获得上，也就有等级的差别。
    在获得国家的月赐米上，由于大夫以上年龄以及小爵和无爵者的年龄的差等也是同样存在的。因此，老人获得月赐米的规定，也明显存在等级差别。
    以二十等爵为标准规定的养老制度，给编户齐民中的老年者带来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权益，因此，这一制度有利于稳定各阶层的编户齐民。并且，就养老制度本身来看，国家要养老和敬老，是要实现“昭孝”的目的。西汉初年，国家对孝道是大力提倡的。《汉书》卷二《惠帝纪》：“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可见，在这些选拔者中，孝是居于首位的。《二年律令·贼律》：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1]
    这一律文说明，国家对家庭子女中的不孝者，惩处是严厉的。西汉国家大力倡导孝道，是要通过“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的教化，[3]能够更有利于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可以说，西汉初年，国家将养老制度与二十等爵密切的结合起来，并且，以二十等爵为基础，来实施养老制度，一方面是要使养老制度实行，在编户齐民中表现出差等；另一方面，要使养老制度服务于二十等爵制约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说，在养老制度保证国家社会秩序安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国家编户齐民明确社会中的尊卑秩序。这样，在国家的统治上，与二十等爵相结合的养老制度就是保证社会处于稳定、有序的秩序中，不可缺少的统治措施。
    四、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对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西汉初年，国家确定了赏赐制度。当时赏赐制度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别有功者的赏赐，也有对官员的赏赐，还有对所有编户齐民的赏赐。既有临时的赏赐，也有固定的赏赐。本文所说的，是对编户齐民给予的固定的普遍的赏赐。关于这种赏赐，在文献中有记载。如《汉书》卷四《文帝纪》：“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又如《汉书》卷八《宣帝纪》：“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可见，在文献记载中，西汉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普遍赏赐是与赐爵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种赏赐还仅限于以百户为单位的女子以及鳏寡孤独者。实际上，西汉国家对编户齐民的赏赐，并不限于这一种方式。《二年律令·赐律》：
    赐衣者六丈四尺，……五大夫以上锦表，公乘以下缦表，皆锦里；司寇以下，布表、里。[1]
    又《赐律》：
    赐棺享（椁）而欲受赍者，卿以上予棺级千、享（椁）级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钱级六百、享（椁）级三百；毋爵者棺钱三百。[1]
    这两条律文说明，西汉初年，国家要向编户齐民赐衣和丧葬所用的棺椁。赐衣还不限于编户齐民，司寇以下的劳役刑徒也包括在内。在西汉初年，国家还向官员和普通的编户齐民赏赐食品。无爵者也可以获得这种赏赐，“毋爵者，饭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酱少半升。”[1]除此之外，“司寇、徒隶，酒少半斗，盐廿分升一。”[1]
    由此可见，西汉初年，国家对编户齐民普遍实行赏赐衣服、棺椁钱和食品的制度。赏赐的物品不仅有有爵者，还有无爵者，甚至司寇、徒隶也包括在内。
    西汉初年，国家对编户齐民，甚至编户齐民之外司寇之类的刑徒，都给予赏赐，自然是要以此来体现国家的统治意志。从西汉国家统治的特点来看，编户齐民是国家进行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国家徭役和赋税的来源。国家只有使编户齐民稳定，才能够使其统治基础获得保证。因为如此，国家就要通过赏赐来表现对编户齐民的恩恤。《大戴礼记·礼察篇》：“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春秋繁露·保位权篇》：“故圣人之治国也，……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这些对先秦古制的追述，都说明国家的赏赐是实行对民统治的手段。由此来看，西汉初年，国家规定对编户齐民民的赏赐，其目的也正是要使社会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
    西汉国家为使赏赐能够更有效地在编户齐民中，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使赏赐与二十等爵密切的联系起来。其实，国家将赏赐与爵位相联系是一种古制。《礼记·祭义》：“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爵赏之施焉。”《礼记·祭统》：“古者于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显然，在礼书中，都强调爵和赏赐结合的重要性。然而，爵和赐又不相同。《礼记·中庸》：“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大戴礼记·保傅篇》：“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都是说，爵位是用来区分贵贱的。而赏赐则是国家体现恩恤的方式。西汉时期，先秦古制，对国家的施治方式还是有很大影响的。西汉初年，国家正是在改造古制的基础上，使爵位和赏赐实现了密切的结合。其表现就是，使二十等爵贯穿于国家的赏赐制度中，根据二十等爵将赏赐的物品的数量和质地分成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