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律文说明，被处耐的刑罚，就失去了继承爵位的机会。应该说，这种惩处也是严厉的。西汉国家的这种规定，也是力图限制犯罪活动的发生。
    西汉初年，国家还将夺爵的处罚，贯穿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二年律令·杂律》：
    博戏相夺钱财，若为平者，夺爵各一级，戍二岁。[1]
    这条律文说明，在博戏活动中，国家实行对“为平者”夺爵的惩处，来保证在这种赌博活动中，不出现秩序混乱的现象。由此可见，西汉国家是要以夺爵作为处罚手段，尽量防止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危害社会治安的混乱状况。
    西汉初年，国家为了保持社会治安的安定，还对于维护治安不力者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这种惩处也与夺爵结合起来。《二年律令·捕律》：
    与盗贼遇而追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留畏耎弗敢就，夺其将爵一络（级），免之，毋爵者戍边二岁，……[1]
    西汉国家对维持社会治安不力者的这种惩处，显然与国家对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的奖励，是相互补充的。其目的都是要使执法者，在维持社会治安的行动中，能够尽职尽责。
    综上可见，西汉初年，国家为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将二十等爵与什伍之制以及维持社会治安的奖励和惩罚制度结合起来。国家采取这种结合的做法，不仅可以使有爵者内部的等级秩序具有法律的保证，并且，也能够充分体现二十等爵在维持社会治安秩序中的激励和惩处的重要作用。
    三、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对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西汉时期，国家实行养老制度。这种制度是对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承袭。不过，西汉初年，虽然承袭了先秦时期的养老制度，但是不同的是，西汉初年，养老制度的实施是与二十等爵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西汉国家是根据二十等爵位确定不同“老”的年龄。先看是免老的情况。《二年律令·傅律》：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袅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1]
    由此可知，“免老”标准，大夫是一界限。也就是说，在侯、卿、大夫的爵位等级中，是五十八岁为“免老”。而在小爵范围内，不更为六十二；簪袅为六十三；上造为六十四；公士为六十五。依次递增一岁。无爵的公卒为六十六岁。除“免老”外，还依据爵位规定了“脘老”的年龄标准。《二年律令·傅律》：
    不更年五十八，簪袅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皆为睆老。[1]
    在大夫以上，没有“睆老”。因为大夫以上，到五十八岁就为“睆老”，因此，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划定“睆老”了。
    其次，西汉国家规定了老年人受“王杖”的年龄。《二年律令·傅律》：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袅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皆受仗（杖）。[1]
    再次，西汉国家还规定了受月赐米“老”的年龄。《二年律令·傅律》：
    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袅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米月一石。[1]
    这些规定说明，西汉初年，国家确定“老”是分为“免老”、“睆老”、受王杖老和受月赐米老不同类别的。尽管类别不同，但是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是依据爵位来确定这些“老”的年龄。在大夫爵以上，没有等级差别；在小爵的范围内，存在等级差别。并且，无爵者与有爵相比，等级差别也是明显的。
    西汉初年，国家确定这样的养老标准，是同给予老年应该享受的权益相联系的。从“免老”来看，实际上，就是免服徭役。按文献记载，西汉免服徭役的时间规定为五十六岁，但是，西汉初年的情况与文献记载是不同的。据《二年律令》的规定，大夫以上免服徭役为五十八岁。小爵和无爵者免服徭役从不更六十二岁到公卒六十六，依次递增。
    国家要求编户齐民服徭役，对编户齐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而国家免除编户齐民的徭役，就是一种优待。因此，西汉时期，国家常有免徭役的举动。《汉书》卷八《宣帝纪》：“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师古曰：“不出算赋及给徭役。”国家免除老人的徭役，固然是由于老人体力的衰弱，已经不适宜服徭役，但是，西汉初年，国家将“免老”纳入到二十等爵的体制中，尤其是在小爵的范围内，等次的差别就更明显。这是国家要在小爵和无爵者中，形成免老的差等，体现爵位在免老中的区别作用。这样，一方面要体现国家对老人以及有老人之家的优恤，另一方面，充分体现爵位在养老中的价值。
    “睆老”也是免除老人徭役的一种规定标准。《二年律令·徭律》：
    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