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说，康有为的《孔子制考》祖述了他的《知圣篇》，“而多失其宗旨。”（注：寥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事实正是如此。《知圣篇》大讲孔子为素王， 受命制作。但是廖平反对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孔子未生之前，中国“君臣上下尊卑之分，甚为疏略，大约与今西人相等。”孔子对此不以为然，遂定“新制，细为分别，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春秋》于大夫、诸侯尊卑仪注，极为区别。”又说：“孔子特建纲常，以拨其乱，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谓此耳。”（注：寥平：《知圣篇》，李耀仙主编：《寥平学术论著选集》（一），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219页。 ）而康有为却说孔子主张平等、民主，和廖平之说恰恰相反。梁启超指出，康有为和廖平等“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廖平等拘于《公羊》之例，不能放开眼光深探其中微言大义，“故还珠而买椟”，仅得其表，不能得其真谛；康有为“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7卷，第99页。）。”所谓“知来”，就是看到孔子所预示的社会未来发展。还指出康有为与以往的今文经学家对“改制”有不同的解释：“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57页。）可以说，廖平等是作为经学家研究今文经学；康有为是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利用今文经学。梁启超说康有为利用经学有“高尚之目的”：“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7卷，第99页。）即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章太炎、谭嗣同等也看出康有为讲今文经学的真正用意。谭嗣同说：“然今之鸿生硕彦，争趋乎此（《公羊春秋》--引者）而腾空言，其意不在乎稽古，盖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为说，欲假之以行其道，此固经义孳荫而冀有以辅时及物，则贤于之抱残守缺而翦翦沽名者远矣。”并指出“固时会使然”。（注：谭嗣同：《致唐绂臣》，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8页。）
    显然，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在经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和今文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他不过是借用今文经学的语言传布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哲学。
    “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并非偶然。“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源”说有大致相近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相近的目的。
    洋务运动时期，虽有少数明达之士倡言西学，但是，整个社会的保守风气仍有固结不解之势，敌忾替代了理性思考，一般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士大夫也是如此，“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者则益憾。”（注：郭嵩焘：《复姚彦嘉》，《养知书屋遗集》第11卷。）守旧势力如此之大，以至“喜闻谈洋务之言”，要“冒险负谤”，（注：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6卷，第30页。）重视西学之士被社会目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旧派攻击新派的主要理论武器是“夷夏之防”论。例如通政使于凌辰说，以西学为难能，必将“举所谓礼义道德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注：《通政使于凌辰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出版社，1953年版，第121页。）于凌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学西方，开风气，必然会冲击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最终会使封建思想体系解体，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好事。但其时新派决没有勇气敢于公然向“夷夏之防”之类旧教条挑战，而且在主观上他们还是旧封建思想的拥护者。既要学西方，又要符合“夷夏之防”，于是“西学中源”说应运而发展而流行。新派赋于“西学中源”说的主要任务是“正名”。张自牧说：“名之为西学，则儒者动以非类为羞，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是在乎正其名而已。”（注：张自牧：《瀛海论》。）其所著《瀛海论》《蠡测危言》旁征博引，证明西方各学分别源自中国某书。这二部书产生较大影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商人出身的郑观应批评士大夫们：“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噫，异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恃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野，此其时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郑观应在工商界有相当号召力。宋育仁是正途出身，是士大夫阶层中人，著有《时务论》、《采风记》，把学习西方和“复古”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因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注：宋育仁：《时务论》。）就是说，学习西方既不违背“夷夏之防”，又符合祖先的传统；而不学习西学便是数典忘祖，不遵古训，是儒者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