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公开反对西学者并不多见，但以种种借口反对变法的人所在皆是，新旧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监察御史杨深秀所说：“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其势甚孤，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注：《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戊戌时期的守旧派较少像甲午前的守旧派那样公然反对一切西学，但每遇新派提出变法要求，则“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面对现实，康有为知道：“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中国人历史习惯最突出者之一便是祖先崇拜，尊古为上。鉴于此，康有为说：“非托之古，无以说人。”（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而为“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莫过于孔子。于是他“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还说，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借先王名义的阐述改制思想，是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页。）这分明是夫子自道。康有为是自觉地把“托古改制”论作为工具使用：一方面用其动员人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参加维新运动；一方面又把它作为防卫盾牌，使守旧派“无可借口”去打击新派。其时，梁启超常常用“西学中源”说鼓吹维新变法，严复颇不以为然，写信予以批评。梁启超复信说自己并不相信此说，“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注：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第1卷，第108页。）可见康梁在宣传变法时，不惜用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说法。
    “西学中源”说和“托古改制”论都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与事实不相符合。它们之所以能流行于世，前提条件是人们对西学缺少足够了解。洋务运动时期自不必说，戊戌变法时期也是如此。时代骄子、举国闻名的梁启超在1897年春给严复的信中坦承对西学“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注：康有为：《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折，故宫博物院藏。）康有为“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说”（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67页，第71页，第87页。），其新思想多为道听途说加上猜想。康梁如此，其他人则更等而下之。梁启超说：“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又说，其时“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彀，汲而易竭。”是个“学问饥荒”时代，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无论人们怎样苦思冥想，也只能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水室文集》第34卷，第71页。）。“西学中源”说是这种“新学”，“托古改制”论也是这种“新学”，它们形异而实同。
    三、“托古改制”论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
    比较一下“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不难看出，两者也有很大差别：所托之古不同，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同。
    “西学中源”论者杂引诸子著作，如《墨子》、《管子》、《淮南子》以及《周髀算经》等，以证明西学源于中国，被他们引用最多的则是《周礼》。郑观应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遂远非中国所及。”（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陈炽认为西方讲公法，办外交，“尤秉《周礼》。”（注：陈炽：《盛世危言·序》，同上书，第230页。）宋育仁说，西方议会制度源于《周礼》，”其上院则如古世卿。《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众庶在焉。然则《周礼》并有上议院在。”并说：“《周官》，圣人经世之术，外国略得其意而其效之睹，非汉唐以下人所得见。”（注：宋育仁：《采风记》，《时务论》。）汤震说：“大抵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注：汤震：《危言·中学》。）
    “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内容上的差异体现了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理论上差异。二者在理论上有两个显著不同点。其一，变法哲学不同。早期维新派的变法哲学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如何呢？久则生弊，又要经历一次穷、变、通、久的变化。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循环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没有根本的冲突。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社会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1895年春由严复首先提出。他说，天地山川、植物动物、人类社会无一不处于不停地变化过程中；一切生物都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或在竞争中发展，或不适应竞争而败亡灭绝；人类也是如此，各色人种凭民德、民智、民力高下定优劣，劣等民族最终会遭淘汰的命运。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德、民智、民力均不如欧美，如不急图改革，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注：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９页。）。其二，政治理论不同。早期维新派重视发展近代经济和近代教育，提出办报纸、建议会，使民有议政之权，对民自身的权利和参政权，除郑观应外几乎无人提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应享有自由权。还是严复，首先在1895年春指出：中西之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伦理和种种观念的差别，说到底是“自由不自由异耳”，“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注：见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页。）还说，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中国历代君主都是些强横的窃国大盗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