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吸收和改造了严复的新思想，并借用孔子名义宣传新思想。他用三世说鼓吹进化论。说“古今进化”是“大道”，孔子作《春秋》，寄托了三世进化思想，“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依据时代先后，以鲁隐、桓、庄、闵、僖五世为“有传闻世”，文、成、宣、襄四世为“有闻世”，昭、定、哀三世为“有见世”。三世分别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第２卷，《康有为全集》第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７１页。）在《孔子的改制考》中，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有些变化，他把尧、舜、文王请了出来，：“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还说由据乱而升平，再进太平，“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后致精华。”（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3页。）文王所行的“君主之仁政”即君主立宪制，是康有为当前所追求的。梁启超用“三世六别”说诠释三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每世分别分为二世：一君之世含酋长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君主之世包括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为政之世分为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君民共主制度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肯定地说，君民共主制度一定要代君主制度，“既及其世，不能阏之。”（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４１册。）阏者，阻塞之谓也。
    康有为还在孔子的大旗下鼓吹平等和民主思想。他说：“《谷梁传》述孔子之大义，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谓天之子也可，谓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故王者称为天子，不过取尊称云尔，实则凡人皆天之子也。”（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８１页。）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为不同于凡庶的天子，康有为却说“凡人皆天之子也。”并且是在上皇帝书中说的。又说，孔子“所谓民者，民主之谓，孔子称民，盖预知民主也。”（注：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８１页。）还说孔子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尧典》一字皆孔子作，……惟《尧典》特发民主义。一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若斯之类，皆非常异意托焉，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钜制，莫过于此”。（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8页。）在康有为笔下，孔子成了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奔走呼号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概括言之，“托古改制”论和“西学中源”说一样，都是借前代贤哲大名推阐西学。不同的是，“托古改制”论以封建社会最大权威孔子作为旗帜，倡导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哲学思想，与维新变法运动相一致，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四、以“西学中源”说作为“托古改制”论的补充
    须要指出，康有为等在用“托古改制”方法鼓吹变法的同时，还经常使用“西学中源”说宣传西学。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注：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强学报》第１册。）1897年他在《两粤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又再次这样说。梁启超更反复告诉人们：“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文集》第１册，第１卷。）谭嗣同、唐才常等也是这样，一面鼓吹“素王改制”，一面讲“西学中源”，唐才常尤喜讲“西学中源”，称得上“西学中源”说之集大成者。
    还要指出，康有为等一边攻击《周礼》等古文经学是“伪装”，如梁启超说：《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同上书。）一边又不断用古文经、主要是用《周礼》为维新变法服务。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称《周礼》是“经国家”（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第２６９页。）之书多次引用《周礼》作为举办新政的根据，以《周礼》中的“人”、“考工”篇作为兴办近代矿冶、工业制造业的依据；据《周礼》“有里布以罚不毛”，提议设立“警惰院”强迫无业游民学习技艺；又说：“《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惹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而民隐咸达，百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注：《康有为政论集》第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９、１５８－１５９页。）还说“《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集思广益，还可以“结合民志”，上下一心，共纾国难。（注：《康有为政论集》第１３５页。）梁启超利用《周礼》呼吁建立议院，说，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古籍中对此多有记载，其中《周礼》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注：见梁启超：《古议院考》，《时务报》第１０册。）议院既然古已有之，又有如此之多好处，今日自当恢复。
    由以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康有为既用“托古改制”论宣传新学，又用“西学中源”说宣传新学。前者主要用于鼓吹进化论、民主论、变法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等；后者主要为办各种具体新政提供“理论”依据。二者并行不悖，而以前者为主。二，康有为既利用今文经学比附新学，也利用古文经学比附新学，讲“托古改制”时用今文经，讲“西学中源。”时常用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也是同时使用，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