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中立条约》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首先《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4月14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即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同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注：《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4月15日。）
    外蒙古历来为中国领土。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明确宣布：“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所谓“满洲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是日本扶植的傀儡，1933年2月国际联盟曾通过决议，不予事实或法律上的承认，通过《苏日中立条约》所附的“宣言”，苏联在事实上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当该条约签订10天以后，惊魂初定的蒋介石向各地军政当局发出的密电中说：“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论，苏日条约，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得〔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侵犯性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所不及……故就此事而论，在苏联对我国不免损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注：重庆市档案馆：《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24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2期。）苏联的做法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抗议，而且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
    其次，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因此它特别关注苏日关系的变化，自然更不希望苏日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1939年12月1日蒋介石亲自致函斯大林，希望苏联不与日本妥洽（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356-358页。）。因此，中国政府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表示忧虑（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1页。），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甚至说：“至苏若对日订约，损伤道义感情已甚，递迭与拉次长（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С。А。Лозовскй。）等详言，最后告以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3页。）直至1941年3月26日，也就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前夕，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还向蒋介石报告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拉代夫斯基的谈话，说：“职谓本人有一信念，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中苏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拉答：贵大使此种信念系以事实为根据，当然正确。拉态度诚恳，似无隐瞒。职意我国此时对苏日关系一方应表示深切之关怀，一方应认苏之信任。”（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8页。）1941年4月5日《中央日报》还发表题为《中苏友谊的凝固性》的社论。直至4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时，潘友新还说：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而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招待”。张冲则向其表示：“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389页。）众所周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对华军事援助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援助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就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这个关键时刻，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自然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打击，不能不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讲国际信义。
    4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说明，“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注：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32页。）。说“条约”未涉及中国，这是瞎话。但鉴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处境，对《苏日中立条约》，除针对所附“宣言”，因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即照会苏联政府表示决不能承认外，对于《苏日中立条约》本身并未说什么话，仅由《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一九三七年八月所缔结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曾明白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缔约国之他方，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似不应与侵略的暴日缔结任何协定，致于中国抗战有不利的影响。乃苏日协定竟成立于中国正在抗战的途中，而且在苏联累次声明反对侵略行动之后，这不免予中国国民以奇异的感想。”（注：《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社论的词语是非常缓和的，因为当时中国要继续争取苏联的援助，“蒋介石政府决定不恶化同苏联的关系，把两国关系维持在现有水平上”（注：瓦·伊·崔可无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三辑《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6页。）。《苏日中立条约》签订10天后，蒋介石又亲自向各地军政当局发出密电，对《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作了详细的分析后说：“是以苏日条约，就整个局势而论，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有害，无宁谓其有益矣！”（注：重庆市档案馆：《蒋介石论〈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24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2期。）显然是为稳定情绪。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当时抗日战争的影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4月1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向参政会留渝委员报告说：苏联援华的“西北运输现亦照常维持”（注：《新闻报》1941年4月20日。）。实际上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已通知中方，1941年3月10日前申请的货物将向中国供货，而其后申请的货物则不供货（注：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接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莫斯科，1941年4月3日），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0100号全宗，25号目录，6号案卷，200号卷盒，第15-18张。）。以后经中国政府交涉虽仍有军火物资援华，但数量减少，第三笔借款仅使用一半，苏德战争爆发后即停止。
    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就日本来说，主要是针对英美的。1941年8月9日，苏德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帝国陆军作战纲要》的大纲如下：（1）以在满洲和朝鲜的16个师团极严格地执行对苏联的警戒。（2）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3）对于南方，以11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页。）。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加剧了日美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希望当德、意、日三国处境困难时会答应苏联提出的条件与苏联建立联盟关系，《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是其第一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松冈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时，斯大林亲自赴车站送行，拥抱话别。这是苏联少有的礼节，可知在斯大林看来这一条约的签订对苏联意义的重大。1941年4月1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说：《苏日中立条约》“已将苏日间由来已久之传统的敌对关系宣告终止，而开辟两国间真正善邻友好邦交之新路”（注：《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4月17日。）。但历史并没有按斯大林的预想发展，不久，德国在西线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突然东进，进攻苏联，爆发了苏德战争，使苏联措手不及，吃了极大的亏，造成了十分重大的损失。虽然，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苏联利用了德日之间矛盾，使日本遵守中立条约，但这主要是日本已陷入南方战争，使日本无力北进，这同德国的处境是不同的。
    由于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联走到了德、意、日轴心国的对立面，与英、美、法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苏日中立条约》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苏日中立条约》促使美英在远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并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援主要依赖美英。事实说明，《苏日中立条约》是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冷却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