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史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经济上，国民收入损失约为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文化上，科教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大批遭受迫害，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权被严重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失范和无序状态，陷入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它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信，以及对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都具有极其恶劣的影响。
    放眼世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东亚经济崛起腾飞之时。“文革”前与中国大陆基本还处于同一水平线，经济基础甚至比中国大陆还要落后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正是在此时开始了经济起飞，成为东亚“四小龙”。日本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了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计划，造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为中断，痛失了大好发展机遇。
    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放到当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把它作为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链条来看待，乃至把它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审视，又会发现，“文革”这一历史事件除了其直接消极后果之外，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客观上还发挥着一种独特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文革”在带给中国人民痛苦和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教训和智慧。
    一、“文革”把我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以浓缩的形式推向极端，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旧模式、旧体制的衰落解体，使中国提前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国内环境。并由于这10年的物质与信心的积累，使中国有效地抵御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旋风。
    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百年战乱和多种发展道路的试验与比较，在20世纪中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在我国面临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国际环境中，对我国迅速恢复经济，克服分散主义，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和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先天性的弊端。特别是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严重束缚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社会管理成本的无限放大，不仅造成效率低下，而且助长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这种高度“计划性”和指令性体制，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变成一种主观的历史“制造”过程。
    旧体制的弊端应该说早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有所暴露，它是这种体制本身先天具备的。自1956年以来，党内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文革”使这种探索中的错误倾向最终完全占居了主导地位，使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情演出，最后终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至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了。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所说，文革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1]（P479）
    由于“文革”以极端的形式使中国旧的体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而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