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过程中，一大批老干部蒙冤受屈，促使他们在身处逆境中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深刻地反思，在文革结束以后，这批共和国的缔造者带头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阻力，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经常在改革进程中会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严重对立，从而造成改革进程的缓慢和改革内容的不彻底。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形成一批极为保守的党内势力，他们抱残守缺，教条主义严重，总是喜欢用经典作家的条条来要求现实，使改革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其二是党和国家内部往往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明知旧体制的问题所在，但由于利益的驱动，总是不敢在自己身上动手术，总是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给改革造成另外一种阻力；其三是改革势力本身往往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无法对抗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既得利益者集团，因此，使得这些改革不敢在体制上有重大突破，只能在旧有的框框内打转转，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的改革与之不同。由于“文革”中，在“打倒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的口号下，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予以打倒，成为“牛鬼蛇神”，他们被关进监狱或“牛棚”，从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使他们不仅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反思，更引起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进行认真的反思，使他们有机会能够跳出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框，从更深的层次上比较冷静地、彻底地反思旧体制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中国由于革命成功时间不久，还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即使出现这一势头，也在“文革”中被彻底摧毁，而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又在文革中期和文革结束时被彻底粉碎，所以，当“文革”结束以后，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时期的开创者和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时，由于他们在“文革”中无一例外的都受到过打击迫害，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旧体制的受害者，这就使得中国政治领导层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也有小的分歧，但总体上讲，没有形成特别强大的保守势力，更不存在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党内的分歧只在于如何改革，这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价，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一些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和革命家对旧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使他们在对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发展的道路如何选择等关键问题上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一点在邓小平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在文革中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他就统筹全局，力排干扰，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当文革结束，他第三次复出时更是显示出杰出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战略决策能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整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和蓝图规划，都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充分展现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伟人风范。所有这些，不能不说与其在江西的“邓小平小道”上长达三年的思考有关。
    三、“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一场大混乱、大动荡，它导致当代中国史上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悲剧和闹剧。但这场大混乱，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使之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新的历史起点，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基础。“大民主”还促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们对如何保持中国的长治久安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小农经济基础加上高度专制主义，培育成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形成了官府的“牧民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形成了普通百姓畏惧官府的奴化思想和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这种官民双方都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心理历经几千年已经积淀为一种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要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决不是喊几句民主口号，换几个官衔称谓，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历史契机。在中国人心目中彻底推翻高高在上的皇权意识和官员的“老爷”形象，“文革”可以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