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革命教育和民主教育，但是，这种教育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相比，其作用是有限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纪律和服从，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社会控制体系。在各级政府官员中，重视维护官员“天然权威”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而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对政府官员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也是十分普遍的。“文化大革命”在突然之间，打破了这种长期固有的文化心理平衡，人们在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的同时，出现了少有的“大民主”景象：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可以随时随地被打倒，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这种局面当然与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国家毫无相同之处，但是它在以下两个方面为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一，它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威，既为政府公务人员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也为普通百姓破除对官员的崇拜心理和畏惧心理，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真正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公仆意识是和公民意识同时成长起来的，没有国民心中强烈的公民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官员真正的公仆意识。当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发现中国政治文化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老百姓再也不怕官了，政府官员再也不摆官架子了。
    第二，它提出了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历史要求。从老百姓见到官员就腿肚子发抖，自觉不自觉地就想跪下来，到老百姓不怕官了，这应该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大进步。但是，“不怕官”与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还有万里之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只起到破坏传统权威的作用，没有起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作用。这正是我们要在文革结束以后必须否定“大民主”的理由。然而，否定“大民主”，不能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否定“大民主”的关键不是恢复传统的政治权威，而是要建立现代法理权威，建立现代公民权利观念，建立法制与法治，这才是我们应该从文革中汲取的最大经验教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到20世纪90年代，终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理念。可以说，正是“文革”与“改革”的结合，推动了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历史性转型。
    四、“文革”期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和基层、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促成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相互交往与交流，为中国的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了解国情，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历史契机，并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现代化是一种外生型的，因而普遍形成一种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同时存在，二者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分离甚至断裂的社会中，国家的领导权无论是掌握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中，还是掌握在比较传统的政治势力手中，都容易造成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剧烈冲突，甚至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长期隔离与利益冲突。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隔离，发达的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隔离，再加上利益的作用，导致发展中国家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上层领导集团对下层社会的冷漠与忽视；有的国家通过革命，使原来的下层阶级政治上翻身，掌握了国家政权，但由于他们来源于现代化的边缘群体，甚至是现代化的对抗力量，结果不仅没有推动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反而造成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断裂。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挫折的根本原因。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复与挫折，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进入新时期以后，能否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仅取决于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正确判断，取决于我们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更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国情，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应该说，从2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是具备的。但这种条件的形成，溯其渊源，不能不说与文革有关。正是文革中的“下放”和“上山下乡”，促成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相互流动、大分化和大融合，使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迅速崛起一支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中坚力量。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本身的性质是把城市人口向农村和偏远山区转移，这与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相违背，它不仅给家庭和个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但是，由于这一历史过程时间不长，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及时地转入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使一代人先后接受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仅表现在当时由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下放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把城市中的文明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也不仅仅表现为其中部分知青直接留下来在当地从事农村经济建设，为加速当地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共和国的新生代在历经磨练后开始成长为政治成熟、意志坚强的一代，成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拥护者和中坚力量。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国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更加珍惜历史给他们提供的机遇，使他们真正做到既熟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发展差距，又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鸿沟，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和民族兴衰的脉搏，在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特有的历史作用。
    总之，历史是复杂的，“文革”作为当代中国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作为一段被浓缩的历史进程，除了它直接带来的历史灾难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训与收获。当我们今天为这段尘段的历史“解压”之后惊奇地发现，历史有时真的会使“坏事变成好事”。
    【参考文献】
    [1]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薛汉伟。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