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文革”对旧体制弊端的认识比较深刻，使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在50-70年代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把改革看作“第二次革命”，从改革一开始就努力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中国改革虽然是走一条渐进式道路，但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最终成功的首要原因。“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开始重新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意志坚决冲破各种障碍，把中国的改革引向一条全新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发展道路，这是“文革”以后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大补偿。诚如小平同志所说：“善于总结‘文革’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革’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文革”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把中国旧体制的弊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促使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下决心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导致中国的改革提前了10年时间，这是关键的10年，它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了特殊的“历史时间效应”。
    按照制度的生命周期理论，一种社会制度或体制在其生命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它所固有的弊端是不会被人们所认识的，也不会被人们所抛弃或被新的制度与体制所取代。苏联体制历经70余年才轰然倒塌，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比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时间晚了30年，但中国对这种体制弊端的认识却比苏联深刻，不能不说是源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当然还有“大跃进”）。正是“文革”把旧体制的种种弊端以浓缩的方式推向极端，在文革中全面地、集中地暴露出来，深刻地震撼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促使人们警醒和深刻的反思。这使中国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提前10年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误区。这10年时间所形成的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进入改革时期后，世界还没有走出冷战的阴影，整个世界仍然被冷战思维所左右。这样，中国的改革便被西方认为是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的改革在一开始便获得了良好的、宽松的国际环境，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在199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所说：中国在经济改革初期就得到国际上的大量支持。比如，美国和中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久就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限制；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80年代初迅速把中国吸收为成员国，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些有利国际环境的获得，既与我们政策调整有关，也同冷战国际秩序的存在有关，同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有关。[2]（P140）应该说，这些国际环境并非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它对中国改革前期的顺利进行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在改革之初获得的外部支持，并非西方国家的由衷，而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如果中国的改革在苏东剧变之后，情况可能完全不同。苏联剧变后俄罗斯遭到西方的冷遇，以及中国在苏东剧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中国十年改革的显著成果，为中国抵御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特别是使中国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中顶住多米诺骨牌效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从物质基础方面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以发展为导向，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使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形成良性循环。世界上许多专家认为，改革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在初期都必须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中国恰恰相反，在社会改革中不但没有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且保持了改革与发展的同步，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从社会基础看，虽然文革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但由于这十年时间的弥补，特别是通过十年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这对于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重新确立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信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在苏东剧变前率先进行的10年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在苏东剧变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会形成什么结果，谁也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