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保路运动的历史性启示
    “帝国主义和现代化二词都几乎属于超历史的范围。”（注：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页。）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落入此两种具有高度概括性或带有主观先验性的理论的支配之下。研究历史不是为阶级的或文明的某种必然规律而“添上前人之足”，而是从历史普遍的因果联系中去发现与认识“前人足迹”的内涵与启示。
    从不同的历史观出发，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从民族主义史观看，“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对列强经济侵蚀的爱国民族运动；从阶级史观出发，“保路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萧文认为上述两种意见是“传统”的、“简单”的，其从文化的、制度的、政治的、社会的几个方面综合理解，得出的结论是：“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经济排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封闭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是“观念层面的经济排外主义思潮，社会层面的地方主义势力（笔者注：一直被视为促使国家分裂的政治倒退力量）与政治层面的谘议局力量（笔者注：萧文称之为离心力量），这三方面因素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是为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的”，“以爱国主义为堂皇口号”，而激发“民众朴素爱国情绪”所形成的鱼目混杂、饱藏私利与欺世盗名的历史倒退。概括起来说，萧文认为保路运动是，与清政府具有现代化导向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在检讨与修正商有政策基础上形成的——铁路国有政策相对立、相抗衡的反现代化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类的非理性的激情”运动，在民国“既定的铁路国有政策”中受到报复和嘲弄，恰似一个可憎可笑的历史反动插曲。
    萧文事实上并没有突破阶级史观的“传统”，只不过是假借现代化而实现阶级立场的新选择而已。制度梗阻是晚清政权危机的根本所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均存在一个私人经济大发展的过程。国家投融资与私人投融资相生相伴，殊途而同归，共同献力经济。推行铁路国有而举借的外债最终必然转化为国民税负，归根结底要由中国自身的经济力量来承担。然而，将私人投资为主转为国家财政（以外债支出为主）投资的清末路政改革的失败，说明晚清社会因制度梗阻而无力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制度的严重梗阻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使利益冲突尖锐化，经济关系分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压力骤增。如不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便难以消除矛盾增进共同利益，并将无法避免地在政治上产生对立与纷争，从而带来社会的全面震荡，危及皇朝命运。
    克服制度性梗阻的根本途径应是协调政治革新与经济变革二者的关系。以政治革新而在经济领域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的形成，以经济发展的合力而促进政治的妥协与进步，从而使二者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
    晚清立宪改革有名无实。皇族内阁的政治聚合功能失效，无力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立宪派和地方势力在宪政改革中仅获得了名义上的政治地位。新的政治格局没能化解社会矛盾，消除政治纷争，反而孤立了以皇族为首的晚清中央政府，这使得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效能急速下降。政治多元化倾向加剧，导致新的政治组合和新的政治实现方式的产生。固有的政治秩序已被突破。晚清经济变革失败，就在于政治改革的不彻底，它固化了制度性的梗阻，窒息了经济变革与成长。
    国家虚位，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的空白
    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于政府的政治权能和经济力量。清帝国的宪政改革不以建立近现代国家为目的，没有确立“清”的国家概念，政府地位与职责不清，因此还不能算作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颁发的《宪法大纲》（注：参见《光绪朝东华录》。）仅对于“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并无有关政府之规定。直至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的《十九信条》（注：参见《宣统政纪》十四。）才涉及“内阁”废立、“不得以命令代法律”的行政原则和“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的行政体制。不过，此时的清皇朝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君无国（家）、有官无（政）府、有臣无（公）民，可以说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君国不分、名利不辨的清王朝是根本无法奠定实现经济变革所需的思想基础和明确其制度指向的。
    没有政治服务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理论基础，便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对外和战，对内剿抚是晚清政府基本的理国纲架。清政府工业化的政治目标概源于此。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控制，便是当政者应对内忧外患，维系皇朝命脉的圭皋。因此，办洋务、兴实业、自强新政均系朝廷主张、国家所为。
    经济服务于政治需要和皇朝利益，使经济问题单一化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政策选择。近代工业经济的成长，使清政府认识到对工业的控制是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官员对企业的支配与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广泛地存在着，中央政府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严重制约了中国近代工业成长。
    经济上有利益争夺，政治上就互不信任。阻碍中国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的实质在于事实上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缺乏变革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促进现代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建立的体制，而如果没有这种体制近代企业就不能繁荣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