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的终结
    假如有足够的权威，就可以推行一个“合理”的政策吗？不然。
    在清政府与保路集团的对峙中，可以看到两种政治权威的存在，只不过后者没有制度化，而成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在权威多元的社会中，找到一种相对意义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威并不难。如果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政治权威，不能迅速有效地通过征服，吸纳等方式消除其它权威，也不能有效地协调与其它权威间的关系，那么政治多元势必产生。虽然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威拥有政治上的优势，但在具体政策上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则未必处于压倒的优势。如果再在政治资源的调动与集中上受挫，则势必转为劣势。清政府在与保路集团的斗争中举措失当、多有反复，以致最终唯有诉诸武力镇压，就说明了这一点。
    保路运动说明，政治权威的多元化是伴随经济利益多元化而出现的。在出现制度梗阻，多元利益不能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时，政治多元化便处于沉潜的状态。当经济利益冲突上升到政治局面时，政治权威多元化冲突也便公开了。
    从路政危机朝野较量中，我们不难认识到：对于权威来说，是否禁得起挑战，要比是否制度化更为重要。清政府坚信皇朝权威的绝对统治地位，却不能威伏子民，反而激起民变，震荡国基。相反，保路集团则无畏皇权，逆势而上，取得了最终的政治实绩。
    因此，在政治上贬低保路集团，正是把政治权威是否制度化作为评价其合法性标准的体现。
    政策的有限性：渐进主义的政策剖析
    晚清中国社会的根本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变革，改组经济，平衡利益，顺通政治，吸纳异己，宽容社情，顺应时变。不克服观念、制度、体制上的梗阻就谈不上挽救政治危机、实现政治稳定、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避开这一基本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追求一政一策的合理与完善，在此一政一策的安排上努力体现充分的弹性，并附以应备的权威加以推行，就应当赢得民众对此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否则，便指责主事者不能尽心尽力、灵活适变，或民众蒙昧愚顽、不可理喻，这就否认了政策的有限性。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受制度限制并受当政者的利益和思想所左右的。因此，政策不是单纯地存在并可供选择的。单纯依靠对政策本身的预计，并不足以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尤其是从某种主观价值模式或简单事实出发来推演政策，进行政策选择，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往往起到相反作用。
    政策是在既有制度限定与现存社会力量对比关系之间的平衡产物。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清末只有采取铁路所有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的政策，即承认经济分权主义，才能获得可行而有效的政策选择。
    政策以及政策的组合毕竟是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它仅是对制度进行某种形式的修补，而无法替代制度本身的变革。不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的经济制度，而单凭“合理”政策，希求铁路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只是一个幻想。依靠政策调整的累积而达至经济变革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并依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共识。保路运动告诉我们：政策累进往往仅适用于社会变革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反之，在那些面临严峻社会挑战与承受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除非得到强大的外力支持，否则是难以取得实绩的。
    渐进主义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渐进与激进是社会变革领域中的两种基本方式，是诸种社会力量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而非可以任人选择的。在复杂多变、动荡激越的历史潮流中，诸种社会力量之间此消彼长，决定一时之势，当属正常。进入本世纪来，中国社会围绕两种方式始终存在着斗争。
    晚清政府迫于时势，因应时变，奉行渐进主义道路，这只不过是在维系皇朝命脉与对抗世纪性历史潮流之间的渐变与渐不变，名变与实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平衡术而已。渐进主义模式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强权下的一种“社会生存方式”，而非一种“社会发展与变革方式”。
    然而，不愿意接受中国社会发展艰难曲折的历史命运者，盲目地迷信权威，害怕激烈的社会变革，由之而断言渐进主义的历史优越性和激进主义的历史祸患性，逢激进主义必毁之，遇渐进主义必颂之，这难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历史期许过甚，难免失望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