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青年》主编那文乎其文、诗意浪漫的个性、自由等充满奶油味道的字眼中我们也不难咀嚼到其中潜在的“血雨腥风”。这是一块散发着奶酪香味的夹心“三明治”：“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悻致。”（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这就是幸福的来源之所在，为此我们看到的文化运动的“思想界明星”又是一个尚武意识十足的铁血之战的推崇者：“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注：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光荣革命”与温和的“忠告”都不在“话下”。只是在铁血与自由之间，陈独秀几乎划了一个等号。带着这种启蒙视角所启蒙起来的国民不可能不是一个混沌的群体。恰恰是在这方面，李大钊以及后起之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发挥得更充分。当李大钊的“调和”法则失效与毛泽东的温和之“无血革命”不达之际（注：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他们都在尚武而不“弃文”的政治启蒙中走向了“社会”。
    在“西学”众多的资源宝库中，法兰西成为激进人士注视的焦点。迈过谭嗣同《仁学》中对“法人之改民主”的赞叹以及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对法国革命“民权主义”胜利的认同，陈独秀在“五四”初期对法兰西文明的顶礼膜拜态度已经足以让人警觉：“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这是一个先验论唯理主义传统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歧义。在胡适那里，他以导师身份指导的学生留学深造多选英国与美国，而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学生则是法国与俄国的居多。以本文我们选取的三位个案而言，他们在思想渊源上统属“血气方刚”一脉，行动特征则是师法宗俄。就思想的敏感程度而言，三人还呈现出接力棒式的“传承”色彩。从陈独秀的“唯法独尊”，到李大钊的“法俄综合”，再到毛泽东的“中国道路”，这是一个渐渐明朗与成熟的过程。在陈独秀那里，法兰西的文明无非是“人权”、“社会主义”、“生物进化”。在李大钊的意识里，俄法革命的不同则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不同。在对俄国表示了极大的欣喜与热望的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两种革命在不同世纪对世界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是他认为在社会革命意义上说，俄罗斯的革命觉悟比前者单纯的政治革命更人道，更富有道德的普遍性。从他具有历史感的比较评论中，我们能充分感觉到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桐叶惊秋”的政治敏感：“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的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页。）如果说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福音中找到了道德知音，那么陈独秀的感悟则在“自由、平等”之外添加了“独立”，而且将这一“伦理的觉悟”视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在李大钊“漫卷诗书喜欲狂”之后：“人道的警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3页。）年轻的毛泽东很快拥抱起留学法国的同乡蔡和森漂洋过海转来的“俄国方式的革命”。反观当年毛泽东为“当今之世”开出的救世良方：“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从社会主义的空想到脚踏实地地“科学”实行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他心理清楚：“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注：毛泽东1920年2月日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于是，无论是陈独秀的道德论，还是李大钊的人道说，抑或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它们都在诱惑中发挥了强大的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