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此岸”与“彼岸”的逻辑贯通（中）
    以道德的旗号进行流血，这在伦理学上是不是道德的悖论呢？如果是，“五四”先驱又是这样进行逻辑贯通的呢？
    众所周知，在《新青年》的前几卷里，除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名分，道德的地位就是最显赫的了。问题是，“五四”的道德言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超负荷的文化承诺，也正是这么个特征使它十分容易打通“仁”与“暴”之间的阻隔。
    这是一种与理想结合得极为紧密的新道德。当初《新青年》的创刊宗旨就是为了能够塑造出具有新型觉悟的“新青年”。在创刊号上，主编开诚布公：“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国人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注：陈独秀：《答王庸工》，《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青年的“修养”是新型的道德修养，国人的“根本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也即是根本性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陈独秀看来，“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愚固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新的道德就是“平等、博爱、公共心”为代表的新觉悟，而故旧的道德则是“忠、孝、节、义”为代表的愚昧意识（注：陈独秀：《答淮山逸民》，《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1日。）。这样两种道德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以陈独秀为先驱的“五四”人士在新旧道德之间极尽挑拨之能事，在唤起它们之间的深沉怨恨之后，对两种道德作了“水火不容”、“取一去一”的“抽刀断水”式处理。本来，新旧道德之间的创造性转换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良性循环的基本规律。而陈独秀对道德的“革故更新”完全是一种“大换血”式思路。
    道德的地位决定了其在民主与科学之后成为重要的“第三者”。而道德的“大换血”又令人不禁要问：即使是在旧道德与新道德大换血的瞬间，会不会出现赖以维系社会的真空道德状态？按照如此绝对化的逻辑，道德真空的出现是不言而喻的。若是，“平等、博爱、公共心”等觉悟何以让先驱激情飞跃呢？这就要从“新”意丛生的“理想”寻找答案了。“新青年”是已经觉悟、文武双全的社会栋梁，旧青年则是不可理喻、不屑一顾的社会蛀虫。事实上，“新青年”觉悟的内容以及完全式的判断带有极其浪漫的乌托邦色彩。唯其如此，理想也才更容易在混沌模糊的无限膨胀中走向幻想的彼岸。道德理想的璀璨星空令先驱眼花缭乱，由此在新型的内圣式道德律令下结束了世俗与宗教、此岸与彼岸的冲突和对抗。这一逻辑的实行者在面对劣迹斑斑的不道德现实时，他们将本应“普度”的东西“引渡”到了“此岸”。在近代思想史上，借助道德的无限“心力”而“人定胜天”者不胜枚举。谭嗣同、章太炎的道德“心力”说如此，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理想国度充满向往的陈独秀不断质问匮乏理想的国人：“理想家那里去了？”（注：陈独秀：《理想家那里去了？》，《每周评论》第10号，1919年2月23日。）对罪恶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社会的想往的李大钊坚信未来“必是赤旗的世界”。在毛泽东，问题的根本即是怎样将一个“必是”世界改造出来。
    由此，这就论述到了我们进一步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引发流血的暴力手段反倒冠冕堂皇地成为“仁道”的理论构架。对此，三位先驱的内在逻辑构成不谋而合，尤以李大钊“前后”阶段式的划分富有城府。在一篇专为暴力革命辩护的文章里，他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作了铺垫。这一切都是在对“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褒扬中落定的：“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既然是确信无疑的道理，那阶级竞争岂不就是一截多余的盲肠？其实，从笔锋的转变已经不难窥见一斑：“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注意，是“仿佛”而非“确信不疑”。为此，已经是“必然”肯定式判断的“阶级竞争”不但不是作孽的乱源，反而成了开满仁道花朵生命之树上不可或缺的绿叶。李大钊热衷革命的性情终于在1919年“爆发”：“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注：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卷，1919年1月5日。）他还表达了“互助的一半是阶级竞争”的判断：“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免的。”（注：在《阶级竞争与互助》这篇文章里，他还说：“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和的法则，常是生存的法则。”“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而且，“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这时的李大钊已经“社会主义的道义”扛在了自己的“铁肩”上。他的理论武器也由过去的对抗“进化”论转化为“阶级”争斗论。不是为争斗而生存，而是为生存而争斗。李大钊革命逻辑中手段与目的清晰可见。在这样的思路里，革命焉有非仁道之理？
    这，也与“我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代价论”一脉相承。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者的逻辑世界如出一辙。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富激情的理性设计，问题在于“为生存而争斗”与“为争斗而生存”之间的意义界域在哪里。从“五四”的思想源头上说，这两种理路的混沌还是从“人”的混沌认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