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此岸道德泛化中无地彷徨（下）
    在新型的道德理想国出现之前，革命发生的逻辑告诉我们，革命不但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换来无穷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过度理性化的同时就潜存着一个非理性的因子。这是革命自身难以避免的两难与症结。因此，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读懂革命的限度、歧义以及怎样限制可能发生的滑坡，则成了走向现代的另一个逻辑起点。
    对希望“立等可取”的革命者来说，他们首先要面临的思想吊诡就是个性自由与共性互助之间的紧张。而这一紧张的根本还在于带有个性色彩的自我独立意志与被道德色彩染浓的公众意志的一致性问题。对另一种启蒙路径的先驱而言，这样的“兼融”简直就是“炼狱”。当年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潜意识意义说上无非还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对抗。李大钊坦言道：“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这个“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是“理想、主义”，而这一“理想、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一种意念中的道德理想王国标准。拿过度高远的彼岸理想尺度衡量此岸现实的“问题”自然不会得出别的结论。至于“设法”使之成为“多数人共同的问题”的“所设之法”也离不开道德理想的诱惑、政治启蒙的觉悟。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永远应该是主导的”卢梭式波拿巴政体，讲求的就是一种意志的合力，这恰似平行四边形那条对角线的方向。值得说明的是，公众意志并不是公众意志的简单相加：“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0页。）如此理论模式下理想国之国民人格无不是道德型的人格。陈独秀的“个人本位”可以暂时与传统脱节，但是他的道德理想策划出的“人生真义”还是要设法将个人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以努力给他人和后世“造成幸福”（注：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15日。）。
    揭示“五四”道德泛化潜存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由此爆发出巨大威力的历史真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论旨的核心应是：“公意”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如何将东方旭日般的生命个体置换成了消失殆尽的夕阳晚霞？如所周知，“五四”文化营垒的两种启蒙格局在化大众与大众化的走向中由歧义而分道扬镳。一个在“提高”宗旨里转向“象牙之塔”，一个在“普及”意向里奔向“十字街头”。对这两条线索，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算是较为典型的“说法”。
    悬挂在头顶上的理想从来没有与道德结合得那样紧，不遗余力地为伦理道德立命的原由也正在这里。据上所论，这里的道德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而是一种用诸激活民意或民力的人化甚至神化“生命”现象。在李大钊看来，如果这种伦理道德不与民众结合起来，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着落的虚设。所以他说：“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2卷2号，1939年12月1日。）究竟是什么一种道德呢？原来，他讲的是普遍的、动力的、实践的道德。一言以蔽之，是要转换成有能量的道德。先哲们并不是不知道，靠一个两个人的道德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那只能是“独善其身”的自我设计。于是，将道德“普度”，辐射到人人身上就可以在强大的民意中实现自我的意志。说穿了，道德泛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膨胀的过程。人人的善，积聚成为一个无限的大善，连成浑圆的一体。这就不是“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问题，而是“人人必须为尧舜”的问题。既然道德不振是社会罪恶的根源，那就有必要从道德振作开始。
    我们发现，出于本能的“牺牲自己爱他人”的道德心去传播散射福音，非常容易在“回天”的过程中将“自我”消融在混沌的宇宙与灿烂的蓝天里。李大钊《青春》中“宇宙即我，我即宇宙”（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的生命主题在革命的前夜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神秘的色彩几乎可以说与佛法相近了。但其中的关键或说主题词还在于“无限的青春”之运用。无始无终、无限无极的思路已经将自我膨胀到了“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无以复加地步。从个体的有限走到全体的无限，这个过程模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个体-投入整体的洪流就会力大无比、气魄无限。就这样，个人“心力”（心理能量）的神化在向下寻求道德力量的三位先驱身上得到了同样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