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道德理想对自由天平形成威胁的另一个砝码是“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位置协调命题。那就是他文中的“物心两面的改造”之说。
    关于“心的改造”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李大钊早期的文章里诸如“精神”、“意志”、“意念”、“悔改”等方面的论述即是他的心力意志的表现。“互助的原理”也正是他以往心力思想顺理成章的发展。而“物的改造”则是新的历史进程中的新学说。这即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实现经济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在李大钊那里，“物心两面的改造”即是客观世界的改造与自我心性的改造。不过，在提倡并驾齐驱之共同“改造”的同时，先驱还是倾向于“经济”范畴争斗优先的原则。这在哲学上也非常符合物质与意识关系之辩证法。后来，李大钊的这一两面改造思想被他的追随者毛泽东所接受并发展，毛泽东在不同文章中反复述说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说法与李大钊的思路如出一辙（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前辈的李大钊率先遇到了毛后来也遇到的问题。这就是，从他接受的唯物史观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足支持他的“经济变动”论点。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里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经济条件的特殊性，于是他便开始用拔高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办法来弥补“物的改造”的局限性--把有限、被动甚至看似“怯懦无能的人生观”转化为无限的、主动的“发奋有为的人生观”。在这里，包括在此之前的谭嗣同等先辈的心力“艺术”也无不频频传递出这一信息。
    “物质”总是有限的，而且条件是具体可见的；而“心力”则是“无限”的，而且在理论上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在“心力”的作用下，什么权威、实际都将化作乌有。“心力”的理想负荷已经使道德的越位承诺不堪其苦，加之“物质变动”条件的不成熟或说匮乏又无条件让道德负担社会革命所需要的代价。于是“自由”只能在具有神性的彼岸向我们招手，而实际的现实“自我”之自由则已经在“我与世界”的阻隔打通后逃之夭夭：“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应该逐渐废除。”（注：李大钊：《我与世界》，《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结语：道德理想主义的再造
    当朝阳般鲜活的生命个性消失在灰暗混沌的意志世界之际，由于他们心力意义上的“道德”逻辑各有不同，因此在公意倾向的一致外还有不同的归宿。
    就这一命题，我们在“民粹”意义上发现了“微言”机关。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位早期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身上，民粹主义特征有着鲜明的接力递增色彩。在政治道德启蒙意义上，陈独秀相信民众合力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他的理论明显建立在国民道德素质与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就认为尽管国民身上有积淀很深的劣根性，但目前较民国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后来在指导“国民社”成员向外转的讲话里也在不够“尽善尽美”的标准上判定“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期”（注：陈独秀：《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国民》2卷1期，1919年10月12日。）。似乎，陈独秀的“绅士”风情难以割舍。他在“神圣事业”领域不适应的感觉充分体现在他的道德感悟上，在他心目中“革命与作乱”不可模糊，因此拥有道德与道德不足的分子在革命阵营里就不可鱼目混珠。陈独秀在“随感录之九十九”所感悟出的革命动力的困惑也正是他1927年下野的前兆（注：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新青年》第8第4号，1920年12月1日。）。正是陈独秀饱蘸书生意气的“真理”祈求态度给他在通向道德理想国的路上带来了无穷的困惑。与陈独秀的化大众与大众化的两难与困窘相比较，李大钊在民粹主义的道路上则“技高一筹”，他在革命主体力量上的道德认同使他坚信：“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注：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思想的“悔改”改出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预示着意志论影响下的唯民主义时代的来临。质而言之，李大钊淳厚的道德理想在其思想过度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暗合了中国革命里的内在混沌力量的利用。更为直接的还是毛泽东的公然声明：英雄离不开“小人”的“援手”，圣贤成事要与“小人”“共跻圣域”。即是说，道德理想王国的实现必须依靠革命阵营里的混沌力量（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毛泽东对长沙抢米风潮“主人公”的同情、对会党起义的认同，对被诬蔑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赞赏十分清晰地说明了他对工农革命队伍中混沌力量的器重。以阿Q的形象来说明问题，在陈独秀，阿Q绝对不可以“做”；在李大钊，阿Q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在毛泽东，阿Q“做”，而且必须“做”。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中，启蒙必须导致革命的应然逻辑根源于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在今天我们反思启蒙如何保持其独立性--不一定必然导致革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理想，只要焕发得当，同样是牵引我们前行的动力；革命，只要因地制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