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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模式初探(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民国档案》 张生/卢文华 参加讨论

1935年5月2、3日,天津日租界《国权报》、《振报》社长亲日派分子胡恩溥、白逾桓相继被刺杀,虽然并未搞清刺杀者为谁,但这给了酒井隆、高桥坦绝好的借口。5月20日,高桥书面通知何应钦,称中国方面包庇匪徒,应追究责任。29日,酒井隆出面,通知何应钦:“一、对日、满之扰乱行为,如仍以平、津为根据地继续发生,则言认为乃系破坏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及辛丑条约,停战区域或将扩大于平、津。二、胡、白之被暗杀,日军认为系中国之排外举动,及向驻屯军的挑衅,如再发生扰乱日、满行动,日军则会随时出动,中国方面不可不知。”酒井不仅就具体事件表示态度,更指点中国方面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政治人物“一、蒋委员长对日阳表亲善,暗中仍做抗日准备的对日二重政策,须作根本的改变。二、于学忠为扰敌日、满之实行者,乃张学良之爪牙,中国政府应将其解职。三、宪兵第三团、河北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蓝衣社,以撤退为宜。四、中央军最好撤退。”6月4日,酒井再会何应钦,要求加码。6月9日,酒井在第三次会晤何应钦、提出更新要求后,竟逼迫何应钦必须在6月12日上午签复。6月10日,在中国方面全部答应其条件的情况下,酒井、高桥又提出新条件。何应钦不堪日军的骚扰,狼狈南归。高桥等纠缠不休,并威胁说奉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之命。(注:[日]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湾“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第10册,第33-44页。)何终于在7月9日以一个简短的字条进行敷衍:“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注:战史会档案,关于《关于“何梅协定”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不另说明)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858-860页。)日前线军人之跋扈,重光葵另有记述和评论:“(梅津美治郎)起程之时,口头批准酒井参谋长用恳谈方式向何应钦提出这个要求。但酒井少将提出要求时,……采用了类似胁迫的粗暴手段,……很明显地伤害了国民军和何应钦上将的面子。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逮捕了酒井参谋长,并处以死刑。”(注:[日]重光葵著、齐福林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酒井、高桥等人的步步进逼,事前并非得自日本政府或日陆军中央部的具体授意,据高桥5月29日发给日军参谋次长的电报,酒井、高桥等当日曾拉日本军部的大旗吓唬何应钦:“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而来的,而是来把我军的决心通知你们。”(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33-134页。另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49-250页。)其实并无其事。但按“惯例”,在日本一线军人行动之后,日本政府、日陆军中央部随即跟进。5月3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向于学忠提出严重抗议,以示声援;(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0页。)6月1日,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外交交涉,日本外交部官员与日军参谋本部会商后,竟由陆军声明华北事态“属于军司令官统帅事项,而非外交事项,故不可移于外交交涉,想应由驻在军部当局处理也。”直接为酒井等人的行为撑腰。(注:北平《晨报》,1935年6月2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35页。)6月5日,日陆军中央部制订《处理华北交涉问题纲要》,全面支持酒井等人的要求,并提出“希望外务省当局利用此次交涉机会采用适当措施,促使中国方面反省,在全国取缔排日行为,解散各种排日团体,促进中国在实质上之转变,创造有利形势。”(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0-253页。)
    如果说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态度为酒井等一线日军将校肆行侵略提供政治保障的话,军事保障对酒井等人的冒险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驻屯军原来仅两个大队,1933年底才增派1个混成旅团。(注:[日]重光葵著、齐福林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8页。)如此之少的部队是无法与当时华北数十万中国军队相抗衡的,所以,酒井、何应钦交涉的关键时刻,6月7日,关东军其陆军部队分别集结于古北口、山海关,空军集结于锦州;日海军则令两艘驱逐舰赶到天津。(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3页。)
    应该说,日本政府、军部在华北事变中再次印证“柳条湖事件”的模式行之有效,极大地鼓舞了华北前线的日军。一线军官之间甚至形成了“竞争”的态势--在华北活动多年的土肥原在酒井、高桥得手的几乎同时,利用“张北事件”,强迫才任察哈尔省主席8天的秦德纯订立《秦土协定》,而《秦土协定》的内容比之“何梅协定”的侵略中国主权上更加变本加厉,是史学界都很熟悉的,这里不再赘述。
    1935年8月,侵华急先锋多田骏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他和土肥原、板垣之间“志同道合”,侵略华北的“竞争”更形激烈,“华北工作有了飞跃进展”。按日方的资料,“土肥原、板垣两少将及其幕僚,对北平的宋哲元……与济南的韩复榘等人进行工作,多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就华北五省共同实现中立自治,对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山西)及商震(保定)四人努力进行各种说服工作。特别是土肥原少将……促使宋哲元首先独自树立新政权”。(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5-256页。)以上数人的直接“成果”,就是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的发生和1935年底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其中的关节,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蒋介石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时一语道破:“老实说,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少将,阻止多田司令的济南之行,自治运动将会立即熄灭。”(注:[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845)》,下卷,《文书》,第310-314页。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21页。)
    由一线将校“领跑”侵华步伐,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明显不同于德、日法西斯侵略欧洲国家时由政府或军队统帅部主导,军人一般只受命进行军事征伐的情形。它在历史的层面上造成中日冲突有很大“偶然性”的印象,给当今日本一些企图混淆大是大非、而专在具体事情上纠缠的所谓研究者以“发挥”的余地。(注:比如入谷敏男就这样表述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深夜,不知谁打了一枪(据说,这一枪是当时叫作八路军的共产党军队打的),而后一名日本士兵下落不明,日中战争便由此开端。”见[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98页。)当然,在另一方面,一线将校“领跑”侵华步伐,而日军统帅部全盘战略规划滞后,造成日本侵略中国时“渐次使用兵力”的问题,被李宗仁讥笑为“添酱油”,客观上对中国“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抗战战略得以实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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