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中生有、小事化大、得寸进尺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早已无敬佩之心，相反，中国是其铁定的侵略目标。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后，日本侵华步伐更形紧迫。赖肖尔生动地分析了日本此时的心态：
    “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萧条后，国际贸易收缩，各国只能采取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以求自保，这时，日本人发现他们的新工业经济已危险地超出他们的小殖民帝国所能支撑的范围。……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他们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动手太迟了，罢手又太早了，不明智地受了已得到满足的西方国家的态度的影响。……这样，中国就成为明显的目标。但是，这时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抬头，过去那种可以轻而易举地捞到殖民地的日子显然已经过去。……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表明，能够进一步分割中国这个瓜的时间已经不长。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不干就永远干不成了。”（注：［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孟胜德、刘文涛译，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1-102页。）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无论国民政府怎样忍让，代表日本这种国家心态的华北前线日军都不会在已有的侵略成果前罢手；而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以后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早为他们所知。于是，他们利用一切事端，甚至尽力制造事端来与中国交涉，寻机攫取侵略果实。
    1935年一开始，日军就借口察哈尔省沽源县所属的长梁乌泥河、南北石柱子、永安堡、四道沟一带应属热河丰宁县境，提出将上述地方划归伪“满洲国”，并将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西。在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派出飞机等进行侵略，将东栅子炸为废墟。2月2日，中方迫于日军压力，与日军订立《大滩协定》，承认系中方“不法行为”，同意“将来严禁以兵侵入满洲国内或与满洲国以威胁刺戟［激］日本军之行为，即如现支那方面使密侦之侦察日本军之行动，一切中止。”“支那方面将来违反右誓约之场合，日本军断乎执行自主的行动，其责任支那负之。日本军对于支那方面增加或增强阵地之企图，认定系挑战的行为。”（注：《大滩口约》，《外交月报》，第6卷第2期。）
    《大滩协定》不载于一般正史，其主事者在中方不过为第29军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其中的规定也比较含糊，自然为日军所不满足，其后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算是对这种不满足的一种“补偿”。在《何梅协定》的形成过程中，中方的小事化大和得寸进尺已如上述。而在《秦土协定》签定之前，日方开始的要求是：“（一）道歉、（二）撤一三二师参谋长职、（三）惩办一三二师军法处长。”（注：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5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88页。）后来一般见之于世的《秦土协定》大致包括以下事项：29军撤出察东地区；解散排日机构；处罚中国方面负责人；中国停止向内蒙、察哈尔移民；对日本在上述地区的交通建设给予支持；对日本人的“旅行”、“调查”予以协助，从日本招聘军事政治顾问；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注：见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2-433页；《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93-194页。）但另据日方的其它资料，除上述内容外，《秦土协定》还有“设法逐渐使张家口的德华洋行维护不下去（为了扫除苏俄通过该洋行进入这一地区）”、“不阻止我方（指日方--笔者按）在内蒙对德王进行工作”、解散察哈尔党部等内容。（注：《若杉参事官关于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的报告》，《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95-197页；［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秦土协定》前后内容变化之大，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罕见，是日本侵华得寸进尺的结果。但比较而言，随后发生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策划更典型地反映日本侵华模式的特点。
    当时的华北并无什么“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而且，熟悉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人都知道，进入30年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华北的关系日益紧密。对此，日本侵华势力是清楚的，为达到侵略目的，他们首先施展了“无中生有”的伎俩：1935年10月20日，河北香河劣绅武宜亭、安厚齐等在日本的煽动、支持下，借口县政府加征滩派，鼓动一些民众冲击香河县城，制造“香河事件”。事件中，日本浪人领导“闯城”，日本宪兵赶到香河“视察”。占领香河县城后，武宜亭即宣布此次事件“纯为民众自治”，宣布推安厚齐为县长。此后，河北省政府参议刘耀东前去调查时，即有日人参加，双方谈判时，刘耀东随从竟被击毙，刘本人被扣。（注：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27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79-287页。）就是这样一个纯属日本侵华势力导演的闹剧，（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7页。）却又被他们自己视为华北自治运动的“导火线”。日军参谋本部称，华北自治运动以香河事件为契机，“在各方面一贯沿着表面化的方向发展起来。”他们还煞有介事地分析说：“本来，华北自治运动的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南京政府过去十年来对华北的政策实际上可以用榨取一词来概括，该地居民的疲敞已达于极点。这种榨取政策，本来是中国军阀的惯用手段，不足为奇，但眼看到满洲国日益发展，蒋介石政权逐步后退的倾向，在华北的有识之士的心底里产生出极愿华北自治的思想，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演变。”（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