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赋予“香河事件”以他们所期望的“意义”，这一无中生有制造出的事端便显示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发展趋势--中国方面用忍耐企图将香河事件定位为普通的地方突发事件而加以“冷处理”，但日军却将其作为一个起点。10月29日，高桥坦和中国驻屯参谋中井增太郎借口两个月前发生在滦州车站的河北省战区特警第三总队长刘佐周被杀事件，认定系中方“有组织的抗日行动”，要求商震代表华北各机关向日方表示遗憾、逮捕犯人、撤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将北平市长袁良免职、将来不许策动反对日满的机关北上。开始，中方以袁良的任免系内政加以拒绝，但高桥、中井竟然对中方表示：“为尊重贵国政府体面，故特劝告自动实行”。结果，中方屈服，袁良自动请辞，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也随之撤消。（注：《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64-67页。）
    几次得手以后，日军已不满足于局部地解决华北问题。“会北自治运动”在日本的全面推动下呈现出此起彼伏的态势；侵华急先锋土肥原11月中旬来到北平，在其身后，关东军步兵、坦克、重炮、工兵、飞机分别在山海关、锦州集结。日本陆、海、外三省联合作出决定，要求其驻华大使“劝告并警告”蒋介石：“允许华北某种自治，以及在华北发生纠纷时，帝国对中央军北上不能漠视”。（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8-259页。）汉奸殷汝耕首先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11月25日，天津一些汉奸在日本的唆使下，以“华北自治请愿团”等名义举行示威请愿。（注：天津《益世报》，1935年11月26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93-395页。）12月1日，天津自治界代表刘孟扬等通电要求援清末“东南互保”成例，实行自治。（注：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2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96-397页。）同日，“北平自治会”宣言自治。12月8日，塘沽也发生要求自治的事件。面对一系列变故，国民政府派出何应钦等北上处理，但何才到北平，即有所谓“民众请愿团”到中南海请愿。更为凶险的是：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一般在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前夕就会出现的“舆论”--据孔祥熙发给何应钦的电文，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在分析中国形势时称：“华北之赤化乃不可避免之事，是以华北首脑部自卫上逼不得已，与以前之政权争夺及军阀之争夺地盘自不相同，国民政府亦应谅解此种精神，然若蒋介石政权顽冥不悟，万一以武力弹压，则依实力达成目的，亦不得已”。（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866页。）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满洲报》也称：“倘中央军果然北上与华北军惹起武力行为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当必加以干涉、依双方之武力如何、并将使满洲国内之驻屯部队、急遽动员、进出关内。”（注：《满洲报》，1935年11月26日。）
    考量形势，中国方面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华北顷近之运动、乃因民众要求自治问题、故中国当局如以武力镇压、实属徒劳”（注：天津《益世报》，1935年11月27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75页。）的威胁下，于12月11日命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维护主权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它跟冀东的汉奸政权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又确实是日本侵夺中国主权的产物，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它是“华北五省政治分离独立的途径”，可为明证。（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页。）
    三、专就国民政府的要害问题发难
    虽然名义上在1928年完成统一，但南京国民政府为将华北这种长期游离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之外的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进行了长期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包括政治的和军事的，也包括大量的财政经济金融手段，这些财政经济金融手段对巩固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注：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见拙著《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南京出版社，2001年1月版。）对此，按“田中奏折”行事的日本方面也十分清楚。所以，1935、1936年中日矛盾和冲突频繁、尖锐的时刻，他们就币制改革和关税问题发难，而这些对南京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11月3日开始的币制改革，中国官方宣言的理由是制止白银外流、遏止通货紧缩、救济工商、活动金融等，（注：财政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四），第316-319页。）实际上，尚有借此加快统一北方的用意。一向担心中央势力渗透的阎锡山反对此事，（注：财政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四），第312-313页。）足可反证时人也深知币制改革的多重目标。日本，当然更不例外，他们的激动和疯狂因而可以“理解”。
    1935年11月6日，日本领事须与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谈，提出：“如此重大改革币制事件，对于与中国贸易有重大关系之日本，竟毫不商谈，仅出以通知之方式行之，敝方实不能不引为遗憾。”并将其与华北情形直接挂钩：“闻对英已成立借款，此事我方亦将认为其为以夷制夷之具体事件，中日关系将行逆转，华北问题亦将逾形纠纷”。（注：财政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四），第333页。）11月12日，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及日本驻华北各地武官就“结合币制改革，对华北独立问题动向的判断”向日本政府和军部作了汇报，认为：“华北独立趋势以此次币制改革为转折，有急速促成之感。我方虽仍持严正态度，以期待华北之独立，但决不允许南京以实力干预。”（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58-259页。）同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致电日陆军参谋总长，提出：“此次，南京政府突然坚决实行白银国有及币制改革，将使与日满两国有密切关系的北支（华北）地区经济枯竭，更且进而形成对满洲国经济基础之威胁。是以本军确信南京政府此次暴举，实则为日本久萦怀抱的北支工作给予易于断然实行的绝对而且难得再有之机会。”高桥坦则威胁宋哲元：“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注：《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70-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