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法币改革的进展远远超出日本的想象，南京政府未派武力推广，法币便不胫而风行华北；被日军寄予厚望的宋哲元、韩复榘在经历了短暂的怀疑后，（注：财政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四），第350-352页。）也走上合作的道路。（注：中央银行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四），第424页。）日军直接用币制改革作借口侵略华北的企图便告破产，但此事使日本认识到了华北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向心力，他们知难而进，更加紧了侵略华北的步伐。日军中央部在1936年1月13日的《华北处理纲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示》中明确“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是其“指导”的第一重点，（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72-273页。）诚非偶然。
    关税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核心地位，从1928年到1937年，关税收入分别占国民政府实际收入的53%、56%、60%、53%、51%、47%、33%、44%。（注：据杨格前引书，第484-485页。）早在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时，日本便再三作梗。（注：参见拙文《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盐税改革》，《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华北事件”之时，日本在此问题上开辟了压迫中国的“第二条战线”--即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走私，使中国关税收入遭受重大损失。这种走私，不同于一般出于经济目的的做法，而作为日本国家的一种政策。“满铁经济调查会”1935年初就公开表示：“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国特别排斥日货，故其采取之关税政策及输入手段，愈趋繁琐。对于此种关税政策日本应如何对待？一言以蔽之，即秘密贸易政策（即走私--笔者按）是也。”（注：转引自姚贤镐《1934-1937年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政策》，《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纽约时报》也清楚地指出：“日本在华北走私，殆已成为其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注：转引自斛泉《华北走私之全貌》，《东方杂志》，第33卷，第13号。）正因为如此，走私中，日军直接为私贩撑腰。1935年5月间，中国海关关员两次在长城上当场拿获走私白银，私贩从长城上跳下受伤。日军仪我大佐即与中方交涉，强迫中方赔偿5000元，并且不许中国方面再到长城缉私。（注：实业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82-1083页。）日军还在1935年9月间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在秦皇岛沿海巡逻。（注：实业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86页。）在日军的庇护下，日、韩浪人猖獗至于极点，1936年初，中国海关辑获私货，日、韩浪人竟追至中方关卡内，将中方人员殴伤。（注：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89-1090页。）
    开始，日本选择的走私对象是货币白银。当时，美国在“白银法案”后大肆收购白银，造成银价飞涨，中国白银迅速外流，国民政府为遏止白银外流，1934年10月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平衡税。日本乃组织日、韩浪人，在华北疯狂走私白银。1935年5月22日，于学忠报告说，当地每月白银被偷运400万元。（注：行政院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72-1073页。）据孔祥熙报告，当时每日仅由韩人私带至山海关的银圆即达40万元之谱。（注：实业部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82页。）另据当时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顾问的美国人杨格估计，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白银走私出品2000万元，1935年走私15000-23000万元，1936年约3000-4000万元。（注：［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239页。）
    后来，由于美国改变白银政策，走私白银的收益大减，日本保护下的走私重点又转向人造丝、白糖、卷烟纸等高关税货品。特别是冀东伪政权建立后，日本授意其实行极低的“关税”税率，走私之风更甚。陆路方面，“无法无天之私贩，即有恃而不恐，于是扩大组织，成立公司，数百日、韩浪人，皆参与其事，更雇苦力千余人，为之转运私货，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每当夕阳西下，便可见百十成群之负者、曳者，络绎于途。而所谓浪人也者，且亲执武装以保护焉，其情形宛如数十年前羊肠山路上护送商贾之保镖。然海关官员不加干涉则已，否则押运之赳赳武士，必挺身而出，拔刀相向。……运抵天津，则在日租界内设店销售，亦若正当营业者也。……且有将货物堆存门外通行马路之上，触目皆是，竟无忌惮。”。（注：资源委员会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94-1095页。）海路方面，《国闻周报》转述《字林西报》的报道云：“此次记者赴津视察，在两度之谈话中，得悉冀东走私范围之扩大，几于令人不能置信。有某商家新自北戴河返津，记者叩以走私情况。据答，渠并未见所谓走私，仅见有大小各色船只三十三艘泊海湾中，纷纷以货物卸入十艘之舢板。沿岸光景之忙碌，殆无异轮运季节最忙时，津沪沿岸码头之所见，称为走私，殊为不当。……记者曾询一经营私运之俄人，询以所运入私货之数量是否有任何限制？据答：‘并无限制，凡君所需之货物除笨重如象者外，皆可随时运入’。”（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18期。）
    日本武装保护下的华北走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之大，令人吃惊。据统计，1935年8月1日到1936年4月30日，中国海关损失税收25506946元。（注：资源委员会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95页。）而从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4日，仅由冀东伪政权地区运入天津的私货所漏税款即达54355472金单位（1金单位相当于60.1866公厘纯金--笔者按）。（注：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100-1101页。）“华北走私直接影响全国百分之八十八之收入”，税款损失的同时，中国的产业也遭到沉重打击。（注：郑会欣：《抗战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另见资源委员会档案，《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第1096页。）
    自明治维新以迄抗战前夕，日本主流文化对其文化母国中国的观感一言以蔽之：蔑视；对中国的欲望也可用两个字概括：侵略。被日本人视为近代“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在其名著《脱亚论》里就说过：日本“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惟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忘其国，其国土必为文明世界诸国分割无疑。”又说，中国“自尧舜以来四千年间，上下皆习惯于专制独裁的恶劣风气，陶醉于阴阳五行的空论，几亿人置身文明之外，玷污了大半个亚洲。”所以，日本应该“以疾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敢果断地直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使中国“四百余州的国土与四亿人民，皆为西邻日本的新市场、新顾客”。（注：转引自严绍k4ma03.jpg《二十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上），宋成有：《福泽谕吉中国观变迁述论》，《日本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表示：“佐藤信渊所主张的支那合并，在支那人耳朵里听来是不动听的……合并是使支那和日本置于同样的政治体制之下，依靠‘谨奉皇天之神意，使衣食丰足而安黎民’的办法，实行万世人君模范的尧舜之道”。而且，合并中国并不是日本的终级目的，而是日本与欧美决战的准备，大川说：“天国总是存在于剑硬之中，日本与欧美以性命相拼搏的决斗，恐怕是历史安排而为新世界诞生所不能避免的命运。”（注：转引自严绍k4ma03.jpg《二十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上），宋成有：《福泽谕吉中国观变迁述论》，《日本学》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到“华北事变”前后，上述思想已经化为具体的日本国策，其1936年6月完成的《国防国策大纲》规定：“一、皇国之国策首先在于确立东亚保护、指导者之地位。为此，必须具有排除白人压迫东亚之实力。二、为对抗苏联及英、美之压迫，充实所需之军备，特别是航空军备，以及在日满及华范围内完成持久战争之一切准备，至关重要……”（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81页。）由于国民性的关系，当时日本侵华理论家的思想和国策很容易影响其国民，曾任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一语说透：“日本人喜欢战争，只要一开枪便会跟上来。”（注：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第17页。）所以，对日军激进侵华势力制造的事端，当时的日本国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反过来更刺激了前线日军的行动。
    惟其蔑视，日军才在中国横行无忌，猖獗不已，不要说土肥原、酒井隆，就是“日海陆军驻津事务所所长”久保田这样的低级军官在“华北事变”中也敢对中国政府扬言“将采取自由行动”；（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26期。）也惟其以侵略为本质目的，所以，不管中国当局怎样地忍辱负重，日军总是得寸进尺，频施辣手，“华北事变”前后强烈主张与日和解的汪精卫曾不解地问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究竟日本要中国怎么样呢？凡日本所希望于中国的，只要是办得到的话，既在今日，我还是希望尽力的，你还不相信吗？”（注：《民族》，第4卷第10期，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111页。）其实，汪精卫也做不到日本所希望于中国的。正是在以上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华北事变”是日本近代漫长的侵华史上一段典型的过程，从中，足可以提取日本侵华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