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东军建立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是在蒙古军政府之外包括了察南、晋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原来是属于华北范围的，这样，在日本陆军内部对于联合委员会的地位问题发生了争论，陆军中央一部分人和华北方面军主张该地区应隶属于华北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关东军却坚决主张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且与关东军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重点是在对苏与向中国西北内陆乃至中央亚细亚发展的傀儡政权。1937年11月2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致电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和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说：“关于蒙疆方面与华北方面的关系，根据与华北方面政权素质相应的微妙作用，将来应建设成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应在实行中有强弱、缓急，特别是为适应现实事态，在华北应分别指导，适当考虑调整与华北的利害关系，特别是不能失掉在原来施策上对皇军的信赖。”（注：《日中战争》（2），第165页。）表达了关东军的想法。
    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又致电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特务部长和陆军中央军务局长、总务部长，强调对蒙疆联合委员会要与华北方面分别进行指导，并提出在对联合委员会及各自治政府的关系上要维持蒙古方面各项工作的现状。（注：《日中战争》（2），第172页。）但是，华北方面军主张察南、晋北应属于华北政权，陆军中央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为此，12月15日，关东军参谋长再次向上述各方发电，阐述意见，关东军认为：“对于蒙疆方面的施策，从中国全局和该方面的特殊性考虑，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对于现在的晋北取消论深感意外，对于重生的中国从新观点考察，那些表里不一、精明的中国人的一部分好不容易对皇军有了信赖，这是从现地事情得出的成果，如果无视这一事实，我们断然不能同意，望予谅解。”（注：《日中战争》（2），第173页。）随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致电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总长载仁亲王说：“近来传闻中央决定不久将把察南、晋北两自治政府与华北新政权合流，对此我们已经多次陈述了意见，并派遣幕僚对蒙疆地方统一指导的必要性加以说明，本军在此事变中所坚持的大义名分之一是民族协和、防共主义，并考虑到将来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而特别对蒙古独立运动加以抑制，这些确信已被理解。特别是根据相互协定、已组成了联合委员会，相互调整利害关系，这些均已完成，已打下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民心融合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察南、晋北与华北统合，就是无视既成事实。将丧失皇军的威信，会破坏好不容易进行的各项工作的基础。晋北、察南与蒙古联盟地区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作为统治蒙古的重要因素，上述地带联合为蒙疆对山西、华北人士不过是面子问题，如果合流则带来实际损害，所以本军断难同意，以上意见对于皇军今后的指导也有重要意义，请速回示。”（注：《日中战争》（2），第174页。）关东军态度强硬。12月28日，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致电关东军参谋长：“关于蒙疆各政权的处理已报阁议，其决定体现在事变处理要纲（甲），察南、晋北两政权将视情况与华北新政权合流，另外，决定华北政权与内蒙自治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政府的意见，对蒙疆的处理，现在维持现状，察南、晋北地方政权的存废也照此办理。虽然根据蒙疆的现情大体承认内蒙和察南、晋北的关系，但当华北政权发展为全国性政权时，由于在对华指导上会有问题，将来在适当时期，换言之，在华北政权发展后，能够确立其与蒙疆政权的关系时，对察南、晋北两政权的地位关系再作调整。”（注：《日中战争》（2），第174页。）关东军的目的达到了。
    驻蒙兵团组成后继承关东军的作法，要求将察南、晋北、蒙古三自治政府统一起来并独立于华北政权，驻蒙兵团致电陆军中央：“我们认为在蒙疆地方大体上将现有机构如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为一体，在华北政权之外单独指导使其发达是最为合适的。”（注：［日］《华北治安战》（1），朝云出版社1968年版，第80页。）驻蒙兵团的意见为陆军中央接受，在驻蒙兵团改编为驻蒙军纳入华北方面军时，陆军中央下达了《蒙疆政务指导要纲》，规定：“对于蒙疆的政务指导，当前要按照以上的内容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驻蒙军司令官实施。（一）对于蒙疆的政务指导要承认在该地域的广泛的自治、并保持其特殊性。（二）保持蒙疆的行政机构、行政区域的现状。（三）蒙疆的金融由蒙疆银行承担，将来对全中国的金融进行根本改革时也应充分考虑蒙疆金融组织的特殊性。（四）蒙疆的经济开发（包括交通、通信等）要与华北统一进行，但在实施时要充分考虑到蒙疆的特殊情况。（五）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对蒙疆的政务指导在依据以上各项外，重要的事情要接受陆军大臣的认可，另外对于涉及到满洲国的事项要与关东军司令官密切联系。”（注：［日］《华北治安战》（1），朝云出版社1968年版，第80页。）1939年3月，陆军中央再次提出对于蒙疆地区的政务指导要直接受陆军大臣的指示，蒙疆地区“高度自治”终于形成。
    虽然在关东军和驻蒙军的坚持下，察南、晋北和内蒙联盟自治政府组成了蒙疆联合委员会，但是关于该政权的性质与地位却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斗。这一方面来自于华北方面军的华北统一派，另一方面来自于德王等的内蒙独立派。对此，蒙疆联合委员会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就说：“那些主张该蒙疆地区应隶属于南京政府或华北政权的人，对于这个联合委员会的设立是决不欢迎的。另一方面想建立蒙古国和成为国王的德王也不喜欢这个委员会。开始时是消极地不就任总务委员会委员长，最后即使当上了，也大多由我这个最高顾问代行。”（注：［日］金井章二：《内蒙自治政府成立以前》（37）。）“日本的青年将校特别是中国班的那一伙人对于提倡蒙疆政权高度自治、建立单一政府心中不满。企图将蒙疆各政厅及盟公署直接隶属于华北政权之下。这是王克敏等的华北政权屡次提出的。”（注：［日］金井章二：《内蒙自治政府成立以前》（38）。）“华北政权的一伙人把蒙古自治政府视为眼中钉。想把蒙古政府解体，作为各自的省或盟隶属于华北政权。他们向华北方面军哭求说提出高度自治、甚至实行单独币值，这对于华北政权的权威性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从陆军中的关系来看，我们在蒙疆的活跃行动也就是关东军的行为，作为在中国日军一部分的华北方面军，对我们也许有一种微妙的感情。”（注：［日］金井章二：《内蒙自治政府成立以前》（40）。）不过，金井章二坚决认为：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这从对苏作战的立场来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注：［日］金井章二：《内蒙自治政府成立以前》（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