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德王对于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是不满的，他并不完全了解关东军的意图，他是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作为自己实现“蒙古独立”的依托，所以在开始时他对于关东军建立联合委员会的行动未加关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政协1984年版，第79页。）
    德王对于“蒙疆”一词是十分反感的。他说：“我总觉得，‘蒙古’与‘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义问题，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二字不仅代表民族，并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到‘蒙古’二字，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于中国的地方政权。”（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内蒙古政协1984年版，第82页。）为此，德王利用举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时机召集各盟长和札萨克要各盟旗共同提出反对意见，德王责成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公文中所提出的理由是：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等等。其后，德王又让各旗派代表到张家口见驻蒙军司令官莲沼和田中参谋及金井最高顾问，反对“蒙疆”二字。金井对代表们解释说：“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德王等的目的没有达到。
    德王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国。正如金井章二所说：“独立的蒙古国始终是德王脑海里的愿望。我三次伴随德王来内地（日本）。每回赴日的目的都是蒙古国及其国王。”（注：［日］金井章二：《内蒙自治政府成立以前》（39）。）德王在日本利用直接接触军部上层的机会提出蒙古建国问题。1938年10月，德王利用第一次访问日本之机，向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了蒙古建国方案。按照德王意见，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向外长城纯蒙旗地带发展，放弃外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德王倾向第一案。但是当德王与已在日本的吴鹤龄商量时，吴却说：“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为什么不要呢？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话，连北京、河北都想要呢！”吴鹤龄说他在日本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向日方建议对中国实行“分块统治”的政策。象“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德王改变主意，也认为当时吸收察南、晋北，扩大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便把第二案定为甲案，第一案定为乙案，交给板桓。几天后，板垣答复说：“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收复，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对蒙古的国策，希望大家相信。”（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第81页。）
    在德王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和提出蒙古建国的甲案之后，驻蒙军决定让德王出任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这既可以封住德王的口，又可以巩固蒙疆政权。德王开始时不愿就任，并让各旗代表出来反对，但由于驻蒙军已经决定，经李守信、陶克陶的劝说，德王当时考虑到：“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样决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也只好就任了。”（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第85页。）驻蒙军很快以“商量要事”为名把德王召到司令部，金井表示辞去代理总务长职务，莲沼司令官即宣布任命德王为总务长，然后发给德王赏金1万元，仪式非常简单，德王有被玩弄的感觉，十分不满。嗣后，当德王再向驻蒙军大桥雄熊参谋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时，大桥嘲弄说：“你们蒙古独立得了。”“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撤退好了。”二人不欢而散。德王“蒙古建国”理想始终未能实现。
    四
    当蒙疆联合委员会机构逐步健全，运作基本正常之后，驻蒙军便要进一步促进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的统一，决定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傀儡政权合并，建立统一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驻蒙军提出建立统一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是由于德王等关于蒙古独立建国的要求日益强烈，驻蒙军要有对应。其二是汪精卫要与日本合作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伪政权，驻蒙军要保持住蒙疆地区的“高度自治”。1939年5月8日，驻蒙军制定出《蒙疆建设基本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在促进蒙疆地区统合，民生向上，民族协和的方针下建成强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带。为此，对于蒙疆的建设要在驻蒙军实质性的内部指导之下，在1941年达到目标，应对以往的计划重新进行研究，迅速作成关于将来的具体方案。”（注：［日］《华北治安战》（1），第224页。）驻蒙军就《蒙疆政权强化方策》进行了研究。8月11日组成了咨询性质的“政权统合审议会”。该“审议会”提出了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该方案本来计划要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但由于日本军部和驻蒙军考虑到该政权与南京伪政权的关系而将“国”改为“政府”。因为，根据汪精卫与日本签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蒙疆地区为高度自治区域，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内政独立。”日本政府也予以认可。日本战史专家认为：“这一方案（指“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案--笔者）暂时巧妙地把希求在中央政府下统一全中国的汪精卫和热望蒙古独立的德王的意见囊括起来。”（注：［日］《华北治安战》（1），第225页。）实际上德王对此是相当不满的。德王由于在蒙古建国问题上与驻蒙军几次交涉未果，已决定投靠重庆国民政府，所以这时对于驻蒙军的计划再未多加反对。（德王通过军统特工人员秘密与蒋介石联系，由于赴重庆困难，蒋介石让德王“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此事后为驻蒙军发现，德王和李守信主动到军部自首，日军为了继续利用德王未予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