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0年的对立与对抗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了解冻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和政策调整的结果。然而，在中美两国实现最高领导人会谈并继而签署了《上海公报》之后，中美关系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而是进入了一个徘徊不前的阶段，直到1978年，中美两国才加快了谈判的步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近10年的马鞍形发展的进程中，中美两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判断、中美两国不尽相同的对苏政策取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两国之间的政策互动，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苏联重兵压境：促使中国对美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1969～1972年）
    中苏关系从战略盟友到战略敌手，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论、斗争和不断协调，最终走向破裂的过程。从军事的角度审视这一复杂的过程，可看出一个简约的脉络。中苏两国防务合作的破裂可以认定始于1959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两国业已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注：即1957年10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的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在内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苏联决定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协定中规定的多项国防新技术，实际上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一协定。翌年，又撤回了所有的在华专家，终止了援建项目并带走了所有图纸和资料。）自那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愈演愈烈，曾经是平静的中苏边境也随之开始摩擦不断。（注：1960年以后，苏联边防军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潜入中国境内安装窃听装置，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通行和从事生产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等等。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各种边界事件就达4180件。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向两国边境地区大规模增兵，并在两国重兵对峙的边境地区挑起了武装冲突。
    1.中国开始调整主要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
    在中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往往最直接和最本质地反映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和抉择。中国先后于1956年3月和1960年2月制定了两个军事战略方针。[1]这两个战略方针在设防和作战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以美国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手，战略重点都在东部和东南沿海。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最早获得苏联大规模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并派出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进驻蒙古的信息是在1964年[2]。这一年7月，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注：在1964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要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同年10月22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参见廖国良等著：《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同年8月，中国从战备的需要出发，重新规划了国防总体布局，决定集中力量建设范围包括位于长城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的11个内陆省份的战略大后方。[3]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军事战略上作出调整。1964年9至1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的重要地段进行了战役勘察，特别注意勘察了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以及日军当年构筑的筑垒工事。1965年4、5月间，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战略战役方向。被称作“三北”的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方向，并决定加强“三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4]
    当时，中国因“援越抗美”，在南部正与美国处于间接的军事较量之中，故而不愿再在北部边界发生战端，而是力图保持北部边界稳定。因此，虽然中国已开始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加强了警惕，并开始了军事战略和国防部署的较大幅度的调整，但仍将美国和苏联战争威胁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