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苏防卫作战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北部安全形势继续恶化。苏联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增兵的消息不断得到证实。据稍后中国军方掌握的情况，到70年代初，苏联在其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作战师从60年代初期的十几个增加到54个，作战总兵力已达118万，占其军队总员额的27%。（注：20世纪70年代初，据中国军方掌握的情况，苏联在其乌拉尔山以东地区部署了陆军54个师（摩步师44个，坦克师8个，空降师2个，作战坦克1.5万余辆，火炮1万余门），约63万人；空军作战飞机1900架，约12.5万人；国土防空军作战飞机1140架，防空导弹3000枚，约12.4万人；海军太平洋舰队主要作战舰艇162艘54万吨，海军飞机345架，约13万人；战略火箭军洲际导弹550枚，中程弹道导弹135枚，约12.1万人。总计118万人。）应该承认，苏联在其亚洲地区的驻军并非只针对中国，但苏联大规模向其远东战略区（含远东、后贝加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四个军区及蒙古）增派驻军，并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已毋庸置疑地对中国构成了重兵压境的军事威胁。
    从地缘战略上分析，中苏、中蒙边界长达12000公里，这有利于苏联预先集结重兵，从多个战略方向对中国实施战略突袭。从历史上看，1945年远东战役时，苏军的机械化重兵集团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多路向心战役突击，成功围歼了近百万日本驻军。特别令中国担心的是，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蒙古，在中国北部边界中段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北三个方向都能构成军事威胁的庞大突出部。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5]，根据苏军作战理论和原则，其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到14昼夜，而第一梯队师的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最大行程可达725公里，而且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地段地势平缓，便于坦克机械化部队开进和展开。对于进驻苏军后的蒙古，毛泽东曾不无忧虑地说它是“中国背后的一个拳头”。（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笔者在人民解放军东北某部队任职期间，曾多次听部队高级指挥员引用毛泽东这一形象的比喻。虽未找到公开资料证实毛泽东是否说过这句话，但笔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当时苏军进驻蒙古的战略意图和所形成的军事态势的担心。）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出兵，一举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这无疑加深了中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疑惧。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严厉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指出苏联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注：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636～645页。珍宝岛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1969年3月2日和随后的15日和17日，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和该岛两侧冰冻的河道进行了小规模的交战。在15日最激烈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和坦克50余辆，步兵100余人，飞机36架次（未投弹），发射炮弹1万余发，炮火袭击正面约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同年8月13日，苏联边防军进入中苏边界西段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2公里，突然袭击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双方再次发生激烈战斗。），使中国感到了更为现实而紧迫的苏联军事威胁。3月15日，就在中苏两国军队最激烈的战斗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在听取了战况汇报后提议要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作出必要的布置。他指出：“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6]随后，针对苏联的可能入侵，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7]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传闻苏联试图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于1978年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当时苏联高层在此问题上的决策内幕。[8]西方的战略分析家一般也倾向于苏联确有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计划。（注：可以列举的材料之一是美国战略分析家唐纳德C·凡尼尔和哈伦W·詹克斯的《苏联入侵中国可能选择的方案与中国的对策和美国的反映》一文。他在该文中写到：“中国无疑会担心，苏联即便在不爆发美苏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也会伺机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苏联在1969年中国挑起的乌苏里江事件（指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后，显然曾考虑过摧毁中国核力量的可能性。”摘自1983年《冲突》杂志第5卷第1期（王天成译）。）在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中，周恩来总理曾严肃地向柯西金指出：如果苏联这样做，这就是侵略，这就是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柯西金对此并没有否认。[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