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均可攻击中国全境，部署在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从“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而且苏联太平洋舰队还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特别是苏军频繁地举行对华进攻性军事演习，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边境地区更有剑拔弩张之势。面对着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和全线紧张的中苏边境形势，中国被迫作出结论：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10]
    为此，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华北、东北和西北战略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针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从那时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军队广泛开展了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对苏防卫作战训练。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里，军事上只能重点对付一个主要敌人。他后来曾对周恩来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11]这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考。到20世纪60年代末，“三北”地区已取代华北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已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万里北疆有边无防的状况，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以今天的认识去审视当时的形势，中国显然过度估计了苏联的对华战略意图和军事准备；苏联确实想给关系恶化的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但其战略重点依然在欧洲，远未达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程度。中国作出进行大规模对苏防卫作战准备的决定，既有最高领导层包括毛泽东本人对战争形势的过度估计，也有当时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两者结合，促使中国加快了军事战略调整的步伐，而军事战略重点北移又促进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
    3.中国抓住时机战略性地调整对美政策
    苏联的军事威胁促使中国必须对军事战略作出调整，而美国意欲从亚洲的军事收缩和试图改善对华关系，又为中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军事战略重点的北移，显然是对苏联庞大军事机器的一种牵制，这无疑会使美国决策者更真切地认识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份量，从而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推动因素。
    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意欲从印支战争中脱身和从亚洲收缩力量，中美之间出现了达成和解进而改善关系的可能。中国领导人十分敏锐地关注着尼克松当选总统前后的政策言论和美国对外政策可能的调整。1967年，尼克松的《越战后的亚洲》一文在美国《外交季刊》10月号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关注，指示有关部门注意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和真实战略意图。[10]（P,1329～1330）1968年11月25日，就在尼克松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不到三周，经毛泽东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表示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这次会谈因故取消，但这是中国方面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1969年1月，经毛泽东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尼克松的总统就职演说，这份演说的内容含糊地表达了美国政府期待与中国对话的愿望。[12]1969年2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牵头，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老帅参加，共同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和对外战略。周恩来在向他们具体交代任务时说：毛主席认为客观实际在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之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13]上述情况表明，为使中国摆脱两面受敌的日益恶化的安全态势，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及周恩来正处于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选择之前的缜密思考之中。几个月后，四位老帅在充分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等研究报告，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他们的分析和建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肯定和赞赏。（注：关于毛泽东请陈毅等四位老帅讨论国际问题的细节，详见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