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提到的是，1969年10月，根据中苏两国总理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协议，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虽然尚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是刻意为了促使中美的接近，但事实却是，仅两个月后，中美双方就确定恢复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前后两个谈判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在此后的两三年间，美国领导人通过发表谈话和多种渠道不断向中国方面表示了美国期望改善中美关系及尼克松总统期待访华的意向。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应对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的微妙而积极的变化，因势利导地确定新的对美方针，审慎而积极地迈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邀请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与他站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此表明中国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姿态。毛泽东还请斯诺给美国方面传递消息：“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4]1971年4月上旬，根据美国乒乓球队表示的愿望，经毛泽东亲自决定，中国乒协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长期隔绝的局面。
    随着中美两国成功的政策互动和一系列外交接触，两国之间封冻了20年的坚冰终被打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华，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实现了历史性的对话，并取得了某种战略性的和解与共识，双方签署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势力。”显而易见，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反对苏联或苏联集团试图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明确表示。）共同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对美政策的这种战略性的调整，是国际间和两国间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就中国自身而言，改变两面受敌的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是其中最为现实和紧迫的推动因素。对于当时的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后来曾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1972年7月24日。）
    二、寻求与美合作的战略支点：中国提出“一条线”战略构想（1973～1976年）
    实现中美两国首脑会谈后，为寻求与美合作的战略支点，中国提出了共同对苏的“一条线”战略。虽然，共同对苏作为战略目标能够为美国所接受，但是，在对苏的策略手段上，中美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反却在中美达成和解的同时又热衷于推进美苏缓和。美国对苏的缓和政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
    1.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
    在中美两国关系和解的过程中，苏联的军事实力继续快速膨胀，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72年美苏签定第一阶段限制核武器协定时，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10年间增加了近7倍，形成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核武库；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在坦克、装甲、火炮和总兵力方面的优势，而且大大缩小了海空力量与美国的差距。到70年代中期，苏联五大军种的总兵力已超过430万人。
    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国对苏的战备工作积极而谨慎：从1972年开始，中央军委要求“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部队从单兵到分队，从步兵、炮兵、装甲兵到航空兵都积极展开了打坦克训练；在“三北”地区苏军可能入侵的主要地段构筑了大量抗击苏军坦克装甲集团进攻的坚固防御工事；北京和华北、东北的大、中城市大规模修建了人民防空掩蔽部和坑道工事。
    197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有关同志和部分军区负责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反复提到要“准备打仗”，并说：“人家（指苏联--笔者注）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注：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1973年12月。）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