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握战略契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7～1979年）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动。1976年，开创中美关系新篇章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不久邓小平作为中国政治领导核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苏联全球强劲的扩张势头使美国对苏缓和政策严重受挫，从而强化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继续推进“一条线”战略构想和确立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一方面拒绝了苏联对华和解的表示，另一方面则抓住美国对华政策发生积极变化的契机，加快了中美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1.中国拒绝了苏联的和解表示
    苏联领导集团和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泽东和中国党内的“激进派”，并认为中共党内“稳健派”领导人并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苏联一直期待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毛泽东的逝世和随后“四人帮”的垮台，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使其作出了若干缓和中苏关系的表示：苏联的宣传媒体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对于毛泽东的逝世，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并派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和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吊唁；随后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1976年10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在自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呼吁中苏两国言归于好；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费奥多尔·库拉托夫发表讲话认为，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
    然而，中国拒绝了苏联的和解表示。首先，中国认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是苏联首先应拿出实际行动，即必须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使两国边境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的态势。（注：见1979年3月9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苏联苏维埃的复信。复信表示：如果苏方真想改善两国关系，就应该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际行动，首先就应该按照1969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并进而解决边界问题；就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60年代初期那样。中国方面愿意看到的，不是什么空头声明，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其次，或许更具战略性的考虑是：中国宁可推迟与苏缓和的时机，也不愿因中苏和解而使正处于停滞状态的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受阻。（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80年11月15日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时曾明确指出：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苏联扩张和霸权主义战略不改变，中苏关系改变不了；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这是全球战略要求的。）因此，中国先是拒绝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的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唁电，以中苏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为由，未在任何报刊上刊登。随之又拒绝接受勃列日涅夫于1976年10月27日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同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重申，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政策不会改变。
    1977年以后，中苏关系依然紧张。苏联继续向驻中苏、中蒙边境部队更新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开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两侧部署射程为5000公里可机动发射的分导式SS-20中程弹道导弹。1978年4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距中苏边境仅25公里的哈巴罗斯克观看了模拟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实战演习。同年8月1日，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撰文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武器，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17]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更加积极地期待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能够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