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密切关注着美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
    卡特入主白宫后，中国就注视着卡特政府内对外政策的两种不同主张：一派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认为“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派以国务卿万斯为首，主张继续积极推进美苏缓和，认为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所以中美正常化谈判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注：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imon and Schuster），pp.44,76～78.）上任之初，卡特表示希望尽早举行美苏高级会晤，重开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2），以稳定美苏战略关系。显然，在1977年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排序上，对苏缓和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
    然而，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并未能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效果。相反，从70年代中期始，苏联乘美国热衷搞美苏缓和之机，加快了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步伐。在核军备控制谈判中，苏联拒绝了1977年3月万斯访苏时所提出的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方案并加紧发展和部署核军备。美苏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紧张。
    此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也继续停滞不前。由于在卡特政府内优先考虑对苏缓和的政策主张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受制于美苏缓和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强调“不损害”台湾的利益，这样的对华政策很难使中美关系走出僵局而有所发展。1977年8月，万斯访华无功而归，因为他提出了被中国批评为“倒联络处”的方案（注：万斯与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黄华的会谈中提出中美建交后须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这被中国称作“倒联络处”方案。）而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
    时至1978年，面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和在核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以及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卡特政府不得不对其优先推进与苏缓和的政策进行重新考虑。3月中旬，卡特在致副总统和国务卿的信中指出：“我已决定，由布热津斯基去中国最好。[18]卡特否定了万斯的意见（注：万斯在极力反对派布热津斯基访华，而建议副总统蒙代尔在预定的远东之行中顺访北京。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pp.204～205.（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邱应觉等译：《实力与原则》，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8页。），派遣主张对苏强硬的布热津斯基访华，这反应了卡特政府决意加快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3.中国抓住契机，加快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其实，早在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发生积极转变之前，中国方面就对中美两国将通过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充满信心。1977年9月27日，就在万斯访华无果而归一个月后，邓小平就会见了美国前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并表示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可以加快一些。他还说，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往来。（注：邓小平会见美国前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的谈话，1977年9月27日。见钱江：《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环球时报》2001年1月12日。）同年11月，中国邀请主张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的布热津斯基访华。[18]（P,235）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华并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如下的信息：美国政府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两国有着并行不悖的长期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和地区霸权；美国决心要对苏联的军备扩张以及通过代理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作出强烈的反应；美国已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此，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18]（P,240-242）
    对于布热津斯基访华所传递的积极信息，中国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将成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一个有利契机。对此，中国方面立即作出了回应。中国方面在继续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和不能承担义务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的同时，表达了尽早重开建交谈判和加快谈判步伐的意愿，并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双方可“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