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史的研究，李东馥发表了《论金代猛安谋克的变迁》、《金初的中央官制考》等研究论文。李铉、黄钟东两人，则分别发表了《论金代内地徙民--金代户口变动形态研究》、《金代的扶贫策》等。关于明清两代的女真研究，有金九镇的《明代女真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及其变化》和徐炳国的《凡察的建州右卫研究》等研究成果。
    1950年以后，对中国史本身的研究开始有了进展。朝鲜停战以后，南朝鲜学者开始了与欧美、台湾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日本的学术情报也开始传进来。这个时期，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们，试图冲破各种限制和干扰，他们不仅要抛弃用冷战体制的眼光看待中国的错误立场，同时主张放弃对中国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他们认为，朝中两国同样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在反帝方面有过共同的经历和感受。这种认识，后来就成了逐渐使近现代史研究活跃起来的诱因。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汉代史研究开始兴起。闵斗基以发表《论西汉的陵邑徙民策》为起点，开始从事汉代史研究。他发表的专著《盐铁论研究（上、下）》，着重分析了前汉昭帝年间盐铁论争的政治背景和武帝时代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均衡的具体过程。他还发表了《汉代的京畿统治策》的论文，分析了前汉的司隶校尉作为京畿地方行政官的特征。此外，金烨发表了《西汉王朝的农民确保策》，闵成基发表了《缦田法小考》、《汉代麦作考》等。金烨后来从研究汉代史上溯到秦、战国时代，发表了《商鞅什伍连坐制研究》。闵成基还对秦汉、战国时代的耕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吕氏春秋耕作方法新考察》、《范胜之书的耕犁--汉代犁的性格》等。
    1965年，东洋史学会创立，翌年，《东洋史学研究》创刊发行。历任会长全海宗、高炳翊、李龙范、尹南汉、咸洪根、黄元九、李公范、闵斗基、卓用国，都是南朝鲜史学界卓有建树的学者。东洋史学会，每年召开三次大型学术会议。《东洋史学研究》，虽说是年刊，但从1984年开始每年出两期，到1986年6月，已出到23 期，现正努力逐步将其变为季刊。东洋史学会，有会员350余人，其中，有90 人在大学教授中国史。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对特定问题的共同探讨研究也有了可能。在《东洋史学》第20辑上，发表了以“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为共同主题的三篇研究论文。此外，受东洋史学会的委托，由闵斗基、白永瑞、裴京汉、罗弦洙等共同合作，完成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这些成果，都在1985年由知识产业社作为专题单行本出版发行。
    1969年，汉城大学决定将文理学院的史学系，划分为朝鲜史学、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三个系，从而诞生了南朝鲜唯一的东洋史学系。在汉城大学的东洋史学系，刊载学术讨论会论文的《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论集》（年刊），截止到1986年，已出到第10号，而《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论丛》，到1986年也已出了三辑。东洋史学会和东洋史学系，虽都冠以“东洋”名称，但实际上主要都是以中国史为研究对象。
    下面介绍一下有关断代史的研究情况。
    关于古代史，洪淳昶发表了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的论文，如《春秋国名考》、《春秋时代异民族考》等。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金烨、闵成基、李春植等。但成就最丰硕的要属李成珪，他的主要论著是《中国古代帝国成立史研究--秦国齐民统治体制研究》。
    关于南北朝史，这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但近年来年轻的研究者逐渐显露头角。李公范在《论南朝贵族的没落》一文中，着重强调了南朝贵族的寄生性质。朴汉济正在研究北朝的胡汉体制，最近发表了《苻坚政权的性质--作为胡汉体制的性质》一文。金裕哲发表了《论南朝的通货政策》。池培善则集中精力从事对鲜卑族的研究，发表了《论鲜卑拓跋氏的氏族分裂过程》。金铎敏研究了北魏的三长制和唐代的均田制，发表了《论北魏的三表制》和《均田制下的奴婢受田和官人永乐田》等。
    关于唐代史的研究，也是一个不太兴旺的领域。金文经的论文集《唐代的社会和宗教》，汇集了他对会昌废佛、武宗信道、佛教大众化运动、高句丽藩镇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卞麟锡的《“安史之乱”新研究》这部专著，是把“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与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来看待的。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与人不同的新见解，认为唐代少数民族集团具有反叛和归化的双重性格。柳元迪是研究唐代官僚制度的，发表了《论唐前期官僚基础的扩大过程》等论文。关于均田制，除前述金铎敏外，郑秉学发表了《唐代乐迁问题的社会史考察》。
    关于宋代史的研究，申采湜通过升黜制度、荫补制度等，研究了宋代的官僚制度史。他的研究论文，集中反映在《宋代官僚制研究》一书中。卓用国主要研究宋代的太学制度，写有《宋代太学补试制略考》等。已故的高奭林，对宋代的佃户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北宋年间的乡村户等簿及其性质》等论文。李东润整理了有关宋代海上贸易方面的资料，发表了《宋代海上贸易的诸问题》。李范鹤则着重研究了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发表了《王安石改革论的形成及其性质--试论新法的思想背景》。赵东元发表了《叶适年谱稿》，对思想史有所成就。